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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浙江（三十九）：“《之江新語》是習書記在浙江期間思考與實踐的寶貴結晶”
來源：《學習時報》 發布時間：2021-05-11 01:53 瀏覽量：25413
采訪對象：周詠南，1960年3月生，浙江舟山人。1993年2月到浙江日報社工作，先后任浙江日報政治與社會新聞部主任、要聞采訪部主任、時政新聞采訪部主任、政治新聞部主任、浙江日報報業集團編委。2012年6月任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副總編輯、黨委委員。2020年5月任浙江省記協副主席。
采訪組：田玉玨 薛偉江 路也
采訪日期：2017年9月19日首訪，2020年4月8日核訪
采訪地點：杭州市大華飯店
采訪組：周詠南同志，您好！您參與報道了習近平同志在浙江期間的很多活動。就您了解，他當時對浙江新聞宣傳報道工作提出了哪些具體要求？
周詠南：我很高興接受中央黨校的采訪，很愿意分享參與習書記活動報道的珍貴片段。2002年10月，習書記從福建來到浙江任省委副書記、代省長，時隔一個月零九天就任浙江省委書記。他一直非常重視和關心新聞宣傳工作，提出新聞媒體要加強黨的領導，堅持服務中心、服務大局、服務人民，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堅持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充分發揮新聞媒體輿論引導的作用。他強調，要把新聞報道擺上重要位置，在思想上高度重視，在工作中切實抓好。他主政浙江期間，對新聞報道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明確的改革舉措。
習書記剛到任沒多久，浙江省委就對新聞報道的字數作出規定：省兩會、黨代會和省委全會報道稿件的字數在1500字到2000字之間。除此之外，包括省委常委會在內的其他會議，都不能超過1000字。省領導的新聞報道也作了字數限定，省委書記、省長的活動報道不超過1000字，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的活動報道不超過800字。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下鄉調研活動不予報道，他們出席的會議和活動原則上不報道，如果要報道，也要從會議中抓群眾關注的有價值的新聞，根據工作需要、新聞價值、社會效果決定是否報道，且不報道會議和出席的領導名字。比如，當時我們報道浙江省里召開養老保險工作會議的情況，重點就是以新聞形式報道保費調整情況，講清楚國家和單位出的比例是多少、需要老百姓自己掏多少錢等內容，而不是報道領導的會議活動。習書記的意思，是將報道的重點主要放在老百姓關心的新聞動態，以及民生方面的政策變化等，從新聞報道工作的角度改進作風。
習書記還規定，《浙江日報》頭版要更多地反映來自基層的鮮活新聞和先進典型，領導活動新聞最多刊登兩條，其余的都要放到后面的版面。在這件事上，我還受到過習書記的批評。有一次，我們在《浙江日報》頭版發了三篇稿子：書記一篇、省長一篇、省委常委會一篇。習書記看到后說，省委常委會活動也是領導活動，超過了制度規定的兩篇上限。他還嚴肅地說：“我們不能把制度當兒戲，既然制定了就要堅決執行好。”
采訪組：在您跟隨習近平同志活動進行新聞報道中，他給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周詠南：能夠在習書記主政浙江期間跟隨他參加各種會議，下基層調研，走訪和慰問困難群眾，經歷嚴寒酷暑、暴風驟雨、冰雪災害以及抗臺救災、抗擊非典等，是我感到非常自豪和榮幸的事。其間，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深入基層開展調研工作中表現出來的崇高品德、家國情懷和人格魅力。
在前后5年時間里，從東海之濱到浙西山麓，從杭嘉湖平原到甌江兩岸。在農家小屋中，在山林田野間，在千米礦井下，在火熱工地上，在隆隆車間里，在巍巍碼頭邊……他的足跡遍及浙江大地的各個角落。我真切感受到習書記駕馭全局和宏觀決策的非凡能力，也見證了他對浙江大地的一片深情。
我記得，習書記至少每周都會安排一次調研，他最顯著的工作特點就是用調查研究開路，包括后來的“八八戰略”、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生態浙江等重大決策部署，都是他在深入調研之后作出的。
習書記到浙江工作后才10天，下基層調研的第一站就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地——浙江嘉興南湖。到浙江任職剛剛兩個多月，他就把浙江全省11個地級市都走遍了，隨后一年時間里，又走遍了浙江全省90個縣（市、區），還包括很多村、鄉鎮、街道、企業、學校。
習書記一直強調，到基層調研要做到“五個字”，就是“深、實、細、準、效”。“深”，就是要深入基層。他常說，我們去基層調研，不僅身體要到基層來，心也要到基層來，一定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實”，就是要實實在在，不能搞花架子，更不能僅僅為了拍電視、登報紙。他規定，到基層調研，不準打橫幅、不鋪紅地毯，當地負責人直接在考察點會合，不能到高速公路出口處迎接。“細”，就是不能走馬觀花，要仔細了解實情。他引用毛主席的話說“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就是要求我們在調查研究的時候仔細考慮到方方面面。“準”，就是要對基層調查的東西認真研究。他要求大家在調研過程中觸類旁通、舉一反三。“效”，就是調查研究要有效果。他說，沒有效果的走馬觀花式基層調研，就是勞民傷財，就是擾民，還不如不去。
“八八戰略”就是習書記深入調研的產物。2002年10月調任浙江之后，習書記就開始了馬不停蹄地調研，10月下旬到嘉興。11月下旬分別在麗水、杭州。12月跑了3趟，分赴湖州、寧波、臺州、溫州、金華、衢州。2003年1月初到舟山、紹興。他的日程排得滿滿當當。
這是習書記第一次走遍浙江11個市的調研，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聽，一路思考。那個時候，他的腦海中已經逐漸清晰地勾畫出一個指引浙江未來發展的重大戰略。2003年7月10日，在浙江省委十一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上，習書記在總結浙江多年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浙江發展的八個優勢，提出了指向未來的八項舉措，這便是“八八戰略”，成為指引浙江改革發展和全面小康建設的宏圖大略。
習書記到中央工作后，多次講到“八八戰略”是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后作出的決策，對浙江今后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01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回浙江考察時特別說到，他在浙江工作時，浙江省委就提出“八八戰略”，這不是拍腦瓜的產物，而是經過大量調查研究提出來的發展戰略，聚焦如何發揮優勢、如何補齊短板這兩個關鍵問題。
不僅是“八八戰略”，在浙江工作期間，習書記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等重大決策和部署，都是從深入調研中來的。
采訪組：請您詳細談談習近平同志在基層調研中有哪些特點？
周詠南：習書記不僅面向各級領導干部提出“深、實、細、準、效”的調研要求，他自己也一直這樣身體力行、率先垂范。他的調研有許多鮮明特點，比如到基層調研之前，浙江省委辦公廳一般會列出大致的日程安排表，但他要求不要具體規定幾點幾分到哪里，停留多少分鐘。他跟安排調研工作的同志講：“可以提前預計幾個調研的點，至于我們去了以后，到哪里去，在一個地方停留多久，都要根據調研的實際情況來決定。”
每次調研，除了定好的調研路線和調研點之外，習書記經常會去一些日程表里沒有的調研點。特別是調研途中經過的一些農村，他經常會臨時讓車子停下來，走到村子里去看看，到老百姓家中去坐坐，聽聽群眾說一說心里話，請大家講一講實際情況。他說，我們的大政方針確定了，反響怎么樣，有些政策要不要進一步完善和調整，就得到基層聽一聽、看一看，做到心中有數。這么一來，調研的地點和時間就很難把握了。我隨同他調研，中午1點以后吃午飯、晚上7點以后吃晚飯都是很常見的事。但即便如此，只要是事先定下來的調研地點，習書記都一定會去。有一次調研途中，習書記對我說：“省委書記到一個地方去調研，當地鄉鎮干部和村干部肯定提前兩三天就在準備了，群眾聽說了也都會等著、盼著，我要是一句話說不去就不去了，基層干部和群眾都會很掃興。”我跟隨習書記到各地調研報道前后5年時間，他每次只要到基層去開展調研和慰問工作，都是這樣將心比心，寧愿自己辛苦些，也不讓基層干部和群眾失望。
記得2005年7月，溫州遭受臺風襲擊，習書記到蒼南縣、平陽縣、瑞安市察看災情，看望慰問抗災救災第一線的干部群眾。一直到晚上7點多，還有一個慰問點沒去，當晚還要回到溫州市里召開全省抗臺救災工作會議。當地陪同的溫州市一位負責人對習書記說，已經這么晚了，大家都沒吃飯，返回市里還要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建議接下來的慰問點不要去了。沒想到習書記非常嚴肅地說：“你倒說得輕巧。受災群眾有沒有飯吃？晚上住在哪里？這些我們都還不清楚，我們這個飯吃得下去嗎？再說了，我們通知了要去這些災區，怎么能說不去就不去了呢？再遲也必須去！”后來，我們就跟著習書記又去了平陽縣和瑞安市，慰問了那里的受災群眾和正在受災現場搶修的電力工人。回到溫州市區已經是晚上10點鐘，大家簡單用自助餐后，習書記又召開了浙江全省抗臺救災工作會議，聽取省里有關部門和溫州市委的匯報，并作了講話。會議結束時，已是凌晨。習書記連夜趕回杭州，第二天一早又主持召開浙江省委的一個重要會議。
采訪組：我們知道，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就提出了加強作風建設，特別是改進干部工作作風的相關規定，這在調研工作中有哪些具體體現？
周詠南：習書記不僅調研深入，貼近群眾，關愛百姓，而且很講究方式方法和實際效果，從來不搞花架子，用“釘釘子”的精神一個個抓制度的落實。黨的十八大召開以后，中央政治局提出并實施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其實習書記早在主政浙江的時候，就已經制定頒布了《關于密切聯系群眾的決定》和《關于轉變作風的決定》。《關于轉變作風的決定》對參加調研的人數作了明確規定，提出浙江省委領導到基層調研不帶無關的陪同人員，當地不能搞層層陪同。到縣里去調研，市、縣兩級最多各出一位負責人陪同，有時市里一個領導也不能陪。到鄉鎮調研，市領導不需要陪同。甚至好多次，習書記下基層調研，都沒有提前告訴市領導，讓他們安心工作。
有一次，習書記到杭州市一個較偏遠縣調研，事先并沒有通知市委主要負責人陪同。到了調研點的時候，看到這位市委主要負責人已經在那里等著，習書記就嚴肅地問：“誰通知你來的？”這位市委主要負責人解釋說是從縣里得知習書記要來調研，就來迎接。習書記很嚴厲地批評了他：“如果我需要你來，就會通知你。沒有通知你，就把你手頭的工作做好。”這位市委主要負責人就說：“我陪著你調研，你講的一些要求和精神我可以學習。”習書記說：“如果我講的一些內容需要你知道，辦公廳會出通報發給你，需要你解決的問題，我也會告訴你，我們不搞層層陪同。”
過去，浙江省里領導到基層調研，一些市縣的領導就到高速公路出口處去迎送，有的單位還打歡迎橫幅，有些企業還鋪紅地毯。習書記對這些東西很反感，明確規定領導下基層調研不準打橫幅、不準鋪紅地毯，更不能到高速公路出口處迎送，當地有關負責人直接到調研點會合。有一次，習書記到一個市里去調研，快下高速公路的時候，遠遠看到一位市委負責人等候在高速公路出口處。平時一向和藹可親的習書記馬上就嚴肅起來說：“誰通知他們來等的？”辦公廳的同志就說沒人通知，是他們自己要來的。習書記接著說：“車不能停，開過去！”這個時候車已經開到了這位市委負責人面前，司機也把車慢慢停了下來。車門打開，市委負責人一上來，習書記就開始批評：“你來干什么？省委不是有規定么，不允許迎送。”這位市委負責人解釋說：“我上午剛好有空，過來迎候您。”習書記毫不客氣地接過話：“你要是有空，就多去批閱批閱文件和群眾來信，多接待幾個群眾來訪。”他聲音雖然不大，但話的分量是很重的。習書記又接著說：“我講過了，就要說到做到。你以為我是出爾反爾的人嗎？你以為省委在做表面文章嗎？我不是這樣的人！但是你們這樣做，老百姓就會誤以為，省委的文件是兒戲，省委書記說話不算話，他下來調研，還是要有人在馬路上迎接他。”他又轉過身來對坐在后排的浙江省委辦公廳的同志說：“你們要抓好落實，要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去督查，看看是不是還存在這種有令不行的情況。”接著，他還對我說：“詠南，你是記者，經常到下面采訪，你也應該去調查暗訪。”從那次以后，整個浙江省再也沒有人敢到高速公路口去迎送省領導了，調研風氣為之一變。
“發揚釘釘子精神”，是習書記經常說的一句話。什么是“釘釘子精神”？他解釋說，釘釘子往往不是一錘子就能釘好的，而是要一錘一錘接著敲，直到把釘子釘實釘牢，釘牢一顆再釘下一顆，不斷釘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如果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結果很可能是一顆釘子都釘不上、釘不牢。他反復強調，抓作風、抓落實就好比在墻上敲釘子，釘不到點上，釘子要打歪，釘到了點上，只釘一兩下，釘子會掉下來，釘個三四下，過不久釘子仍然會松動，只有連釘七八下，這顆釘子才能牢固。抓落實必須一抓到底。
那時候，我們跟隨習書記出去調研，經常是早上七八點鐘出發，晚上九十點鐘回來。有一次，習書記在車上跟我們開玩笑說：“我們這批人早出晚歸，就像游擊隊，我是游擊隊長，你們都是游擊隊員。”大家被他風趣的語言逗得哈哈大笑。習書記對基層干部群眾和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是關懷備至、照顧有加。一般來說，跟隨省領導一起下基層，吃飯的慣例是領導同志們坐一桌，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坐一桌。有一次調研活動結束后，他在車上問我們：“飯吃得怎么樣？”我們說還好。他就說：“我們來調研，下面的同志眼睛都盯著我們這些領導，往往會把你們忽略了，可能沒照顧好你們吧。”聽了習書記的話，我們心里都感到暖洋洋的。
習書記還特別注意清正廉潔和勤儉節約。他剛來浙江工作時，地方政府安排在招待所里吃的都是桌餐，還沒有吃自助餐的習慣。習書記就要求一律改吃自助餐，這樣既節省時間，又不浪費食物，還能更好地與大家交流。有的地方提出當地不時興吃自助餐，還要添置設備，平時用處也不大。可習書記卻說：“買了自助餐的設備，以后就要用起來，不是我一個人吃，我們‘游擊隊’的同志們都吃。‘游擊隊’的吃了以后，下次‘正規軍’來了也可以吃，以后省領導下來都吃自助餐。”從那以后，自助餐很快在浙江省全面推廣開來，減少和杜絕了浪費現象，更是改進了干部作風。
采訪組：從您的講述可以看出，習近平同志在調研中對黨員領導干部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那么他對待基層干部是怎樣的態度呢？
周詠南：習書記對待基層干部特別是鄉鎮干部和村干部，可以用“寬嚴相濟”這4個字來形容，更多的是關愛和保護。
對基層干部，他能夠做到將心比心、換位思考。每次在基層召開現場座談會，習書記一定會讓參會的村干部一一發言。他經常講：“省委書記到鄉村請一些基層干部召開座談會，對這些村干部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機會。他們開完會回去，別人就會問‘見到省委書記了沒有？你都在會上講了什么呀？’這些村干部沒發言，就會覺得在百姓面前沒面子，心里就會感到很失落。所以我們請基層干部來開會，就一定要讓他們，尤其是村干部講話，哪怕是每人僅僅五六分鐘，即使只講上幾句，也是好的。”
習書記“本事”大得很，那些基層干部講的當地土話，他都能聽得懂。我們浙江有幾十種方言，一個村和一個村離得不遠，但隔了一座山，可能就聽不懂對方的話。這里要數溫州話、麗水話最難懂。有一次習書記到溫州一個村去調研，在與村民對話中，旁邊有個當地負責人要給他當“翻譯”，沒想到習書記擺了擺手，說：“你不用翻譯，溫州話和福建話差不多，我在福建工作過，能夠聽得懂。”他還說，農民的話別人是很難翻譯出來的，一翻譯就不生動，不是“原汁原味”了。
習書記不僅鼓勵基層干部在座談會上講話，他還與每一位基層干部握手、合影。為了減少陪同人員，習書記到基層從來不讓我們報社安排專門的攝影記者跟拍，也不讓當地媒體隨同采訪和拍攝，都是由我這個寫新聞稿的文字記者兼任攝影。與村干部拍完照片，習書記常常特地叮囑我：“詠南，拍的照片不能忘記給他們啊。我的照片，你不給我沒關系，但是我和這些基層干部合影的照片，一定要給他們。”
習書記曾形象地指出：“現在有些同志與新社會群體說話，說不上去；與困難群眾說話，說不下去；與青年學生說話，說不進去；與老同志說話，給頂了回去。”習書記做過知青，插過隊，又當過大隊支書，知道基層干部所思所想，對基層干部群眾有天然的親近感，很容易就把話說到人的心坎里。2006年1月4日，習書記到嘉興市海鹽縣調研“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工作，當天上午召開鄉鎮負責人和村支書座談會。一些參會的村干部都是第一次見這么大的領導，有點緊張。習書記細心地察覺到這一點，開口就說：“大家別緊張，我也是村支部書記出身的。我今天當了省委書記，說不定你們將來也能當省委書記。”簡單一句話，就打破了大家緊張的氣氛。他還同一個村支書開玩笑說：“你是村里的一把手？”村支書趕緊回應：“是是是，我是村里的一把手。”習書記接著問：“那你在家里是幾把手啊？”村支書就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說了。習書記接著說：“你在家估計是三把手：你老婆、兒子比你權力大。哎，不對，你連三把手可能也不是，你有孫子了吧？孫子在家里肯定是一把手。”村干部們聽了都笑了起來。沒想到習書記調轉話鋒，又說：“你在家里是四把手，可要注意，不能把家里受的氣帶到村里來，沖著老百姓拍桌子瞪眼睛。”話很風趣，很有道理，大家聽了印象都很深刻。他對基層干部該寬厚的寬厚，該提要求的也不含糊。這就是我剛才說的“寬嚴相濟”。
還有一次，習書記到湖州市德清縣一個村開展調研，座談會快結束的時候，習書記問大家：“你們覺得這樣開座談會行不行？”有個村干部就說：“這會開得好！我該講的話也講了，不該講的也講了。”習書記馬上站起來，走過去，跟他握著手說：“好！你這就把我當作自己人啦！‘該講的’，是對省委書記該講；‘不該講的’，那就是把我們當朋友講了。你做得好！”
習書記還非常關心群眾的生活生產狀況。每年春節，習書記都要親自去各地慰問困難群眾，還要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習書記慰問群眾可不是去一兩個地方做做樣子，他是一個縣一個縣地跑，一戶群眾一戶群眾地走訪。平時，習書記到基層去考察，即便行程中沒有安排，他也會專程去看望困難群眾和敬老院老人。有一次，習書記到遠近聞名的寧波奉化滕頭村調研和走訪，看到這個村經濟發展很快，老百姓早就過上了小康生活，各方面工作都很好，就問當地干部：“我看到鄉親們生活過得很富裕，心里很高興，但是這里困難戶有沒有？”村干部如實回答個別還是有的。習書記就說：“有困難戶沒關系的，但要全力幫扶。我們這個村的情況比其他地方好多了，你們帶我去最困難的群眾家里看一下。”到了這戶困難群眾家里，習書記關切地問這問那，還再三叮囑村干部一定要多多關心和幫助，小康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
2007年1月，臨近春節，習書記來到地處浙江最偏遠西南山區的慶元縣慰問困難群眾。中午12點左右，他又來到屏都鎮（現屏都街道）敬老院，看望和慰問一位位老人，熱情地與老人聊家常，關切地詢問老人們的身體狀況和子女孝不孝順等問題，并仔細察看宿舍、活動室和洗漱間。接著，習書記又來到廚房看看老人們吃什么。看到廚房里阿姨準備炒青菜肉片時，習書記就接過勺子，熟練地倒油下鍋，然后倒入肉片和青菜炒起來。一下子，房間就熱氣騰騰，香氣撲鼻。老人們知道浙江省委書記親自為他們炒菜，都感動得熱淚盈眶，不知說什么好。一位70多歲的老人說：“做夢也沒想到省里大領導炒菜給我們吃，長命百歲享享福。”那天離開的時候，習書記還特別要求當地政府一定要辦好敬老院，讓老人特別是“五保”老人享受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
2005年1月26日春節前夕，習書記還專門到地處浙江、安徽、江蘇交界處的長興煤礦，下到1000多米深的礦井去慰問煤礦工人。那也是我第一次下到這么深的礦井，所以印象非常深刻。礦井里伸手不見五指，空氣里混雜著煤灰和粉塵，令人窒息。礦井下空間很小，在里面都得彎著腰，甚至有的地方還需要爬過去。就這樣，我們跟隨習書記來到一個又一個采煤點，慰問每一位煤礦工人。從千米深的礦井下上來后，縣里本來給習書記安排了午餐，但習書記謝絕了，他說：“煤礦工人吃什么飯，我也吃什么飯。”他就帶著我們與煤礦工人一起吃兩菜一湯的快餐。現在想起來那場景，還讓人很感動。
在嘉興，也有一段故事。2004年3月23日，習書記坐上了嘉興的城鄉公交車，親身感受嘉興市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帶來的變化。習書記從101路公交車始發站嘉興市火車站上車，到鳳橋鎮三星村公交站下車，現場察看了101路三星村站點公交線路牌。我記得當時這輛公交車的售票員叫金利君。習書記上車以后，就親切地跟金利君和車上的群眾交談起來，說他作為一名普通乘客，深切體會到了城鄉公交給居民帶來的便利，嘉興市作為全國首批開通城鄉公交的城市，真正給農村老百姓帶來了更大的實惠。看到浙江省委書記這么和藹可親，完全沒有架子，車上的乘客也紛紛說開了。有乘客反映余新鎮與乍嘉蘇高速公路接口處人來車往，希望安裝交通紅綠燈，習書記當即要求有關部門采取措施方便群眾。我記得習書記在乘坐公交車后也很有感觸，當時公交車所行駛的紡工路路幅較窄，習書記就提出來建議拓寬路面，更加方便公交車輛通行，達到城鄉“便捷公交”的服務水平。隨后嘉興市委市政府按照習書記指示，拓寬了紡工路。
習書記對基層干部也很關心。他常說自己也是個“老基層”，對各地領導干部常講：“要注意保護和調動基層干部的積極性，深入了解廣大基層干部的所思、所想、所盼，對他們的工作要多理解、多支持，對他們的生活要多關心、多幫助。特別是他們在工作中遇到困難和問題時，不要一味責怪，要多鼓勁打氣，要加強指導，與他們一起分析原因，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
2004年12月26日，是那年的最后一個星期日，下著蒙蒙細雨，習書記來到溫州瑞安市飛云鎮，上門看望和慰問在崗的每一位基層干部，給他們拜年。在潘岱街道黨工委書記陳連豐家，習書記握著他的手，動情地說：“我也是個‘老基層’，當過村黨支部書記、縣委書記，一直同基層干部情同手足。我對基層工作非常牽掛，對基層干部充滿感情。”他還對老陳的妻子楊小蘭說：“你丈夫安心在基層工作，也靠你的支持。他取得的成績，軍功章里有你的一半。我們都要感謝許許多多像你這樣的賢內助。”接著，習書記還向瑞安市10余個鄉鎮黨政干部拜年，同鄉鎮主要負責人進行座談。在村干部座談會上，他說：“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各個部門下達的指令，都要落實到基層，這些線都是拴在這根針上的。所以鄉鎮干部很辛苦，壓力很大。鄉鎮干部做得很辛苦，提拔的機會也不多，但大家沒有怨言，甘愿做‘老黃牛’。所以，一定要倍加關愛鄉鎮干部，切實為基層干部排憂解難。”
2005年6月，在習書記的倡導下，浙江省委出臺《關于認真落實“三真”要求，切實加強基層干部隊伍建設的意見》，提出切實加強對基層干部的培養鍛煉、加大對優秀基層干部的選拔力度等十條措施，每一條都言之有物，每一條都體現著問題導向，每一條都體現組織的關愛。
2006年8月，在仙居縣白塔鎮開完座談會的第二天，習書記搭乘海警船近兩個小時，來到臺州椒江區大陳島調研基層組織建設，關切地了解基層干部的工作條件、生活保障等情況。當聽說島上正在翻修辦公樓，他一定要去看一下。站在辦公樓的腳手架前，習書記問當地黨委負責人：“辦公室條件怎么樣？夠不夠用？”聽說島上辦公條件有了一定改善，但干部宿舍條件仍舊很艱苦時，習書記特意叮囑陪同的當地領導和浙江省有關部門負責人：“要加快宿舍改造，上級黨政部門要給予幫助和支持。”
習書記對基層的重視，對基層干部的關愛，讓大家十分感動，也讓浙江的干部隊伍煥發出勃勃生機和活力。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以“哲欣”為筆名，在《浙江日報》頭版《之江新語》專欄撰寫了230多篇短評，后來這些文章結集成《之江新語》一書出版。請您介紹一下這本書的誕生過程。
周詠南：《之江新語》專欄緣起于2003年2月，浙江省委召開“兩個年”（指轉變作風年和調查研究年）活動總結和加強調查研究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習書記要求浙江全省各級領導干部要站在大局高度，進一步重視和加強調查研究，就是我一開始介紹的，他強調調研工作必須牢牢把住“五個字”要訣的那次。他講道：“調查研究最關鍵的是要解決問題。現在有些領導干部所謂的調查研究，一是勞民傷財，二是擾民，到下面去也沒有個目的，為了下去而下去，為了在報紙上登一下、電視上亮相而下去。我們調查研究一定要深，一定要實，一定要細，一定要準，這樣才有一定的效果。”習書記類似這樣的精彩論述還有很多很多。他以“哲欣”為筆名，在繁忙的工作中，堅持寫系列評論式的文章，這就是后來在全國乃至在國外形成巨大影響的《浙江日報》頭版專欄《之江新語》。“之江”就是浙江，“新語”就是新的言論，“哲欣”則取了浙江創新和浙江聲音的諧音。這些《之江新語》思想性、針對性、時效性都很強，語言簡潔明快、觀點敏銳清晰、形式生動活潑，講道理淺顯易懂，不空發議論，言之有物、持之有理、文風樸實，或贊美表彰、張揚正氣，或批評鞭撻、斥責歪風，或分析道理、揭示規律。這些短評，鮮明提出了推進浙江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正確主張，及時回答了現實生活中人民群眾最關心的一些問題。
《之江新語》第一篇題目就是《調研工作務求“深、實、細、準、效”》。發表出來過了幾天，習書記就問我們反響怎么樣，我說：“反響蠻不錯的，大家都來問我這個‘之江新語’是什么意思。我告訴他們這是浙江的聲音，是省委書記的聲音。”他說：“好，就是讓大家知道，這是省委書記在考慮的、關心的、思考的、要抓的事情，這種用‘之江新語’的形式，也是推動工作的好方法。”
《之江新語》專欄就這樣持續了下來。專欄的內容就是習書記講話中一些金句。其中，有的是習書記下鄉調研時的即興講話，有的是座談會上交流的精妙比喻，有的是習書記在汽車上與同志們交談時的一些觀點，還有一些是習書記在會上講話時的插話。
可以說，《之江新語》刊登的一系列短評，是習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的閃光思想、重要觀點、深切感受的集中體現，是他在浙江大地思考與實踐的寶貴結晶，是他在省域層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的科學總結，是國內外學習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文獻。《之江新語》也有力佐證了浙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萌發地。
2007年3月下旬，習書記即將調任上海市委書記，當時還有4篇稿件尚未刊登，我就盡快整理并發表。這樣，《之江新語》從2003年2月25日發表第一篇，到2007年3月25日收尾，共232篇稿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8月結集出版。由于深受廣大讀者喜愛，2013年11月后陸續重印再版，還在許多國家發行。
采訪組：您是《之江新語》從發表到結集成書的見證者，請您給我們講講《之江新語》背后的故事吧。
周詠南：我深知《之江新語》每一篇的背后都有著習書記主政浙江期間的動人故事，既有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科學主張，也有領導藝術和工作方法的生動闡述，篇篇閃爍著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光輝，彰顯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嫻熟運用。我舉幾個例子談談“背后的故事”。
習書記在浙江，講得比較多的就是“跳出浙江發展浙江”，這個思想也以短評形式收錄在《之江新語》中。其實習書記關于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很多思想，都不僅僅是立足于浙江這么一個省，而是放眼全國甚至世界來審視和思考的。比如當時浙江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有企業要去外地辦企業，有些地方政府就會把留在本省的該企業稅收提高，之前給的各種優惠政策也會取消掉，說到底還是不想讓企業離開本土。但事實上，浙江是一個陸域面積只有10萬多平方公里、自然資源又相對匱乏的省份，發展空間并不大，如果都局限在本省，土地和其他資源都會制約浙江的可持續發展。
面對這樣的困境，習書記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認為領導干部要開闊眼界，更要有全局觀。他提出一個“地瓜理論”，就是說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為的是汲取更多的陽光、雨露和養分，但它的塊莖始終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擴張最終為的是塊莖能長得更加粗壯碩大。同樣，我們的企業主動走出去，并非資金外流、企業外遷，這是在更大的范圍配置資源、在更大的空間實現更大發展的需要，是“跳出浙江發展浙江、立足全國發展浙江”的需要。習書記認為，對此我們一定要正確認識，積極推動，樂見其成。“跳出浙江發展浙江”，首先是一種全局意識和政治責任。中央明確要求東部地區認真做好對口幫扶和對口支援工作，加強同中西部地區的合作，支持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浙江是全國的浙江，必須始終站在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加快自身發展，不折不扣地完成對口幫扶和對口支援任務，主動參與服務西部大開發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積極推動長三角地區聯動發展，努力為全國大局作出積極貢獻。
習書記經常說，“跳出浙江發展浙江”也是必然的戰略選擇。改革開放20多年來，浙江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綜合實力明顯增強，但原有的一部分優勢正在逐步弱化甚至消失，面對產業升級的動力、企業發展的張力、要素制約和資源環境的壓力，必須尋找新出路，拓展新空間。只有“跳出去”，才能天高地闊，獲取更大的發展空間；只有“走出去”，才能任爾翱翔，激發更為持續的發展動力，使浙江在與各地交流與合作中，進一步強化發展優勢，為加快浙江發展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
可以說，習書記這一思想不僅對于當時的浙江發展，而且對現在的浙江發展，都是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
在具體實施層面，習書記還強調“跳出浙江發展浙江”必須遵循市場規律。浙江人歷來就有走南闖北經商、漂洋過海創業的傳統，百萬浙商大軍在市場經濟驅動下，奔赴全國各地投資，開發資源、開拓市場，創造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被人稱作“浙商現象”。對此，習書記提出要因勢利導，積極推動，開明大度，樂觀其成。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民營經濟的主力軍作用，堅持企業為主、市場運作的方針，本著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原則，積極引導和鼓勵浙商參與各個區域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浙江與中西部地區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經濟的共同發展。
同時，習書記還強調注重堅持統籌兼顧。要立足自己，苦練內功，致力于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發展現代農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高附加值加工制造業，進一步發展外向型經濟，努力把自己做大做強做好。這是“跳出浙江”的前提。
在此基礎上促進產業的梯度轉移。習書記在基層調研時，往往辯證地說，一方面要從長遠來謀劃，盡力為浙江發展高附加值產業騰出空間；另一方面要從全局來謀劃，為中西部地區發展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業騰出空間。要妥善處理“走出去”與“引進來”的關系，既為浙商走出去搭建平臺、做好引導，又為引進高層次產業和人才創造良好環境，更好地利用浙江省內外的資源和市場。習書記還經常提醒大家，要正確認識“浙江經濟”與“浙江人經濟”的關系，把在外浙商與浙江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結起來，促使在外浙商更好地為發展浙江服務。
為了實現浙江經濟轉型升級，習書記還提出“騰籠換鳥、鳳凰涅槃”的“兩鳥論”，均被收錄在《之江新語》里。他并不是生硬地拋出“兩鳥論”，而是用鮮活的語言表述出來。他說，那些噪音大、哇啦哇啦亂叫的鳥，吃得多、產蛋又少，我們要把這種“鳥”放出去，給浙江的產業轉型升級騰出發展空間。習書記還考慮得非常周全，提出讓大家進一步思考把這些“鳥”放到哪里去的問題，提升發展的針對性、有效性。
《之江新語》里也有這么一篇文章《從“兩只鳥”看結構調整》。習書記說，打個通俗的比喻，就是要養好“兩只鳥”，一只是“鳳凰涅槃”，另一只是“騰籠換鳥”。所謂“鳳凰涅槃”，就是要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擺脫對粗放型增長的依賴，大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科技強省和品牌大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打造先進制造業基地，發展現代服務業，變制造為創造，變貼牌為創牌，實現產業和企業的浴火重生、脫胎換骨。所謂“騰籠換鳥”，就是要拿出浙江人勇闖天下的氣概，跳出浙江發展浙江，按照統籌區域發展的要求，積極參與全國的區域合作和交流，為浙江的產業高度化騰出發展空間。并把“走出去”與“引進來”結合起來，引進優質的外資和內資，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彌補產業鏈的短項，對接國際市場，從而培育和引進吃得少、產蛋多、飛得高的“俊鳥”。
習書記在多種場合都強調，實現“鳳凰涅槃”和“騰籠換鳥”，是產業高度化發展的客觀趨勢和必然選擇。這種對更高境界的不懈追求，也是“浙江精神”在新時期的生動體現。
再比如，習書記常用一些鮮活比喻，反映干部使用和隊伍建設上時常會遇到但又很難解決的問題。比如《之江新語》中有一篇題為《不要引導領導干部當“滿票干部”》。他在文中說得很明白：“不能形成‘唯票’的導向，不要引導領導干部當所謂的‘滿票干部’，否則就會引導干部當‘老好人’，不敢得罪人，甚至拉票、賄選。”當時是怎么談起這個問題的呢？大概是在2003年，習書記與當時一位負責干部工作的浙江省委副書記和其他幾個部門的負責同志一同去衢州調研基層黨建工作。坐在車上的時候，習書記就問他們：“現在提拔干部，大多需要公開競聘、公開考試，差一票、差一分都不行。很多干部動不動就是滿票，搞得大家都不敢得罪人。因為我批評了你，你對我肯定就有意見，最后不干工作、不擔當、不作為的老好人得票反而最高。這樣長期下去，我們的干部隊伍，最終會成為一支怎樣的干部隊伍呢？”習書記當時就表示，組織上不要倡導干部當滿票干部，組織部門在選拔過程中也不能唯票。
還有一次，習書記去一個市調研，談到了黨委和政府的關系問題。座談會上，他先讓市委書記匯報，然后請市長再講一下。市長當時就推辭，說書記都代表我了，我就沒什么可講的了。習書記就半開玩笑地問市長：“你說這話是真心話呢，還是覺得書記比你大，你就客氣一下，不講了呢？”市長說是真心的。習書記說：“是真心的就好。但不是說他都代表你了，你就不能講了，你也可以講一下。”
這位市長很感動，馬上談了自己對工作的想法，習書記接著說：“一個班子，無論是書記、市長還是其他同志，在一起工作，是一種緣分，是非常難得的。書記、市長要唱好二人轉，你一個人拿著個手帕在那里轉得再精彩，另一個人不配合，也不好看。一個班子其實也是一臺戲。不光是二人轉，大合唱也是一樣的，要是四五十個人的大合唱，有人在后面偷懶，嘴巴動動，可能看不出來。五六個人、六七個人的班子組在一起搞合唱，誰只動嘴巴不出聲就一眼看出來了。不能濫竽充數了。班子的團結和諧非常重要。”習書記的這個形象比喻后來以《大事講原則，小事講風格》為題發表在《之江新語》欄目。文中講到，每個領導干部都要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同志，正確對待組織，對有些事要拿得起、放得下，豁達一些，做到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大事講原則，小事講風格，在合作共事中加深了解，在相互支持中增進團結，形成領導班子的整體合力。
習書記還善于透過現象看本質。他認為，“三農”問題的本質是農民問題。《之江新語》里有一篇文章《從“兩種人”看“三農”問題》，習書記在文中說，城鄉差別是客觀存在的，但城鄉二元成為一種體制，就人為地造成了農民與市民的身份差別。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不可能把所有的農民都搬到城里來，讓農民都變成市民，而必須在加快工業化、城市化，減少農民的同時，統籌城鄉發展，通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把公共資源的投入由城市為主更多地向農村傾斜，把傳統農業改造建設為具有持久市場競爭力、能持續致富農民的高效生態農業，把傳統的村落改造為讓農民也能過上現代文明生活的農村新社區，把傳統的農民改造為適應生產分工發展要求的高素質的新型農民，推進農村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四位一體”建設，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讓農民共享發展成果，共享現代文明。習書記說，通過這樣一個全方位的發展和變革，逐步消除農民和市民在實質上的差別和身份上的巨大落差，而只是社會職業分工的不同。習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和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作為他工作的重中之重。
現在回過頭來看，從“八八戰略”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從生態省建設到美麗中國建設，從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國，從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國，從文化大省到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從“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到鄉村振興戰略，從海洋強省到海洋強國，從“兩只鳥”到高質量發展，從“兩只手”到全面深化改革，從“三筆賬”到全面從嚴治黨，從浙江黨建八項規定到新時代黨的建設，從浙江三個不“為”到中央三個不“腐”，從“跳出浙江發展浙江”到“一帶一路”，從浙江山海協作到國家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等等，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很多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都可以在浙江大地找到源頭，《之江新語》也將習書記的重要思想和精辟觀點忠實地記錄了下來。這本書對全國廣大干部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據我了解，全國很多干部研讀了這本書后，都覺得既深刻，又接地氣，也很實用，有的干部把它作為案頭的工作必備讀物。不僅國內，國外也有很多學者在研究這本書，通過這本書了解浙江的發展，了解習近平總書記的執政理念。
可以說，習書記主政浙江的這段歷程，對他十八大以來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形成和發展，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像他離任浙江時講的那樣：“我在浙江學到了許多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學到了許多在其他地方學不到的東西，學到了許多在以往的經歷中學不到的東西。”他的智慧與韜略，在浙江這片熱土上得到了充分實踐，而他對黨的事業的忠誠、對廣大人民的熱愛，也都深深浸潤在《之江新語》的字里行間。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始終高度重視抓基層、打基礎的工作，請您談談他在浙江期間抓基層黨建有哪些突出特點？
周詠南：浙江是改革開放先發地區，也是全國先富起來的地區，在2004年的時候，浙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已經連續19年位列全國省區第一。長期在基層走訪調研的習書記，卻敏銳關注到基層黨組織陣地建設的短板。因此，著力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習書記在浙江抓黨的建設的工作重點。
有一次調研結束后，習書記將浙江省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召集在一起，說：“公章別在褲腰帶，開會開在支書家，這怎么行？村級黨組織沒有固定活動場所，會嚴重影響基層組織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把這個問題解決好！”在習書記關心下，浙江開展了一場關于村級黨組織活動場所的摸底式排查。調查結果讓很多人震驚：在浙江這樣的“富省”，竟然還有幾千個村黨組織或多或少存在“無處辦公”的問題。2005年初，這份調查報告擺上了習書記的案頭，他閱后當即批示：“調查中反映出的較集中的意見應作為整改努力的重要方面和內容。先進性教育活動中應著手研究和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如部分農村基層的基礎建設薄弱、工作條件差的問題。”省里迅速行動，立整立改。2005年6月，在習書記倡導下，浙江省委出臺《關于認真解決集體經濟薄弱村村級組織辦公場所問題的意見》，提出力爭在2006年底前使浙江全省所有沒有辦公場所的村級組織基本上都有約100平方米的辦公場所。之后，浙江全省各級各部門先后投入十多億元，為3598個沒有固定辦公場所的村組織新建辦公場所，對5145個經濟薄弱村的活動場所進行了新建、改建和修建，實現浙江全省3萬多個行政村村級黨組織活動場所的全覆蓋。2006年，這一工作經驗從浙江推向全國，使黨的旗幟在基層陣地高高飄揚。
浙江的特色和優勢，就是迅猛發展的非公有制經濟，但這也給浙江帶來了一系列“成長的煩惱”，黨的建設同樣面臨很多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對此，習書記展示了高度的政治自覺和深邃思考——只要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領域都要建立黨的組織，推動新領域黨建工作。
2002年12月23日，習書記在溫州調研時，對當地在非公有制企業、新社會組織等新領域黨建工作的探索和創新予以肯定。習書記經常說，要進一步完善新領域黨組織的工作制度，更好地發揮制度的作用，不斷擴大黨的工作覆蓋面。
2003年2月，習書記在地處紹興諸暨的海亮集團調研時，生產車間流水線上“黨員先鋒崗”的銘牌引起了他的關注。習書記詳細了解公司的黨建情況，叮囑公司黨委書記馮亞麗要充分發揮黨員職工的先鋒模范作用，爭創一流業績。
截至2007年6月底，浙江24080家從業人員在50名以上且年營業收入500萬元以上和從業人員在100名以上的規模企業，已建黨組織的達23986家，占99.6%，基本實現規模以上非公企業黨組織全覆蓋的目標，得到中組部的充分肯定。
習書記曾把鄉鎮比作“陣地”。他說：“基層干部不能光在這里學習學習，不能老是‘付學費’，更不能讓陣地‘失守’。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和抗臺防洪等突發自然災害問題，特別需要經驗，特別需要‘老鄉鎮’，如果一茬把人都換走了，下回臺風來了，還得重新‘付學費’。”在習書記的倡導下，浙江各級對長期在艱苦地方工作的干部高看一眼，予以重用；同時，也千方百計創造機會讓機關干部深入基層、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讓他們在改革發展的主戰場、維護穩定的第一線、服務群眾的最前沿砥礪品質、提高本領，服務人民。
2003年初，在習書記倡導下，浙江創新推出科技特派員制度。第二年，又推出農村指導員制度，從各級機關挑選一批高素質的黨員干部，為每個行政村派駐一位農村工作指導員，切實擔當起農村政策宣傳、民情民意調研、矛盾糾紛調解、富民強村服務、民主制度監督和組織建設督導的職責。通過這些制度舉措，在基層一線培養和磨煉了大批年輕機關干部和科技人員。這兩項制度，浙江一直到現在還堅持實行。
2004年10月，習書記帶領浙江省委一班人就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進行深入研究，作出了“鞏固八個基礎、增強八種本領”的部署，也就是浙江的黨建八項規定：鞏固黨執政的思想基礎，不斷增強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實踐的本領；鞏固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不斷增強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領；鞏固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不斷增強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領；鞏固黨執政的文化基礎，不斷增強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本領；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不斷增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領；鞏固黨執政的體制基礎，不斷增強地方黨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本領；鞏固黨執政的組織基礎，不斷增強自身素質和團結帶領廣大群眾干事業的本領；鞏固黨執政的群眾基礎，不斷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本領。
抓好基層黨建的同時，習書記也十分重視機關黨建和作風建設。他總是說，機關作風和黨建不能成為“燈下黑”，作為領導機關，有時候手電筒照人家，照不到自己，要人家怎么樣，自己卻做不到，變成“兩面人”，造成“燈下黑”。
2003年5月26日，習書記到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省直機關工委等單位調研，對浙江省直機關黨建工作給予肯定，但也提出了要求。他說，機關黨工委的工作是我們黨建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別的部門無法替代的工作任務。精益求精地做好機關黨建工作，大有可為。習書記還要求機關工委和機關黨組織，必須管好黨員、管好干部、管好首腦機關。
習書記不但這樣說，自己也是這樣做的。每年，習書記至少一到兩次，作為一名普通黨員，到浙江省委辦公廳綜合一處黨支部，與其他黨員一起過組織生活。他說，要全面提高機關黨建質量，機關黨支部要在加強基層組織建設上發揮表率作用。在習書記的高度重視和直接關心下，浙江省委出臺了《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決定》，他還讓浙江省委辦公廳制定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機關黨的建設的意見》。
采訪組：我們了解到，注意選樹典型是習近平同志一個很重要的領導工作方法。請您介紹一下他在浙江期間是怎樣以典型事跡教育人的。
周詠南：習書記經常說一句話：在戰爭年代，一個黃繼光，把全中國人團結起來，打贏了抗美援朝戰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個雷鋒，把那么多人統一起來，投入祖國建設。所以，要調動人的積極性，就一定要有典型，一定要有標桿，一定要有楷模，在什么時期的工作中，就要推出什么樣的典型，然后大家就跟著上。工作中，習書記就喜歡用典型來推動工作。
這里有兩個典型給我的印象最深。一個是個人的典型，永嘉縣山坑鄉后九夅村黨支部書記鄭九萬。當時鄭九萬因為操勞過度突發疾病，送到醫院去搶救。老百姓知道后自發把家里的雞、雞蛋賣了換錢送到醫院，為他治病。習書記聽到這個消息后，就指示我們盡快派人去報道這個先進典型。相關報道刊登出后，習書記又很快作出批示，其中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后來，習書記還專門去溫州市永嘉縣山坑鄉的這個偏遠山村，到鄭九萬家中看望他。那天雨很大，山路崎嶇不平，從鄭九萬家里出來的路上，習書記一邊給鄭九萬打傘，一邊還扶著他，場面非常感人。要知道，習書記在任何時候，從來不讓別人給他打傘，但在這個時刻，他給鄭九萬打傘，可見人民群眾和先進典型在他心里的分量有多重。
習書記不僅注重樹立優秀個人典型，還大力樹立先進集體典型，而且針對不同時期、不同的形勢和需要，樹立不同的先進典型。比如帶領人民奔小康，習書記就推出了東陽縣花園村作為典型；先富帶動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推出了寧波奉化市滕頭村作為典型；還把義烏市樹立成深化改革的先進典型。
義烏本來只是一個位于浙江省中部、交通不便、資源匱乏的縣級市，習書記在調研后發現，這里的基層鄉鎮壓力很大，也很辛苦，責任很大，權力很少，制約了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也就是他經常講的，孩子大了，原來的衣服穿不進去了，要換衣服。于是，他提出職責權統一，擴大義烏的地方自主權。盡管義烏是屬于金華市轄下的一個縣級市，但義烏現在有自己的一套審批制度和機構，許多項目不需要上報金華市里審批。這也就是我們說的浙江“11+1”的行政區劃，就是11個市，加上一個義烏。在習書記的關心和支持下，義烏得到了快速發展。后來，我們總結經驗，提出了“義烏模式”，準備在浙江全省推廣。習書記卻對我說，不要用“模式”，因為所謂的“模式”就固定不變，改革創新是無止境的。他說應該叫“義烏經驗”。在習書記的支持和義烏這個改革典型的影響下，浙江省很多市縣鄉鎮開始擴權，隨后“義烏經驗”也在全國推廣開來，形成了很大的影響和效應。
習書記不僅樹立各種先進典型，他還特別注重先進典型的宣傳和引導。省里每次給先進典型開報告會，習書記都會親自出席、講話，還與先進典型合影留念。有一次，浙江省評出“十大見義勇為勇士”典型，當時習書記外出調研剛剛回來，聽到這個消息后，就特地在浙江省政府大院接見了這十名見義勇為勇士，還在浙江省委大樓前與大家合影留念。2006年12月，溫州市蒼南縣評出了一批“抗臺勇士”，一般來說，縣里自己評選的先進典型，浙江省委書記是不去接見的。但剛好在蒼南調研災后重建工作的習書記還是趕過去接見了“抗臺勇士”，與他們交談并合影。可見，習書記確實很注重樹立先進典型，也很注重用先進典型引路和推動各項工作。
采訪組：我們注意到，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多次講到深化改革、推動浙江產業不斷轉型升級的問題。根據您隨同調研的觀察，請談談他是如何創造性地貫徹落實中央要求的？在深化改革等方面有哪些重大舉措？
周詠南：習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無論在什么時候、什么環境、什么條件下，都一再強調：“要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在習書記看來，政治上，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經濟社會發展上，也必須把中央的精神堅決貫徹好、落實好。但在貫徹落實中央經濟社會政策的過程中，也要結合當地的實際。他經常說：“我們中國這么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西部的情況跟東部的不一樣，東北的情況跟南方的又不一樣，如果都用一個政策去套，就像把同一件襯衣拿給不同的人穿，有的胖有的瘦，有的高有的矮，大家穿著就很難受。從全國范圍來看，浙江的發展是比較快的，所以我們在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要把中央的精神與我們浙江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創造性地把中央的精神貫徹落實好，并努力為全國提供經驗。”
為了創造性地把中央的精神貫徹落實好，習書記在領導浙江工作中提出了像“騰籠換鳥、鳳凰涅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跳出浙江發展浙江”這樣的思路和理念，推動浙江在深化改革、調整結構等方面干在了實處，走在了前列。
2005年8月，習書記到安吉縣天荒坪鎮余村調研。當時的村支書匯報：村里以前辦礦山、水泥廠，經濟富裕了，卻污染了環境，不久前剛剛關掉了一些，已經著手復綠復耕了，看來以后要靠生態旅游、農家樂，靠著青山吃青山了。聽了村支書介紹的情況，習書記對余村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鼓勵他們繼續朝著這條路子走下去。緊接著，他還說了此后深刻影響浙江乃至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這番話：“生態資源是這里最寶貴的資源，應該說你們安吉做得很好，能感受到，你們今后要真正扎扎實實走一條‘生態立縣’的道路。既然要‘生態立縣’，總是有所為、有所不為，而不是什么都要。不要以環境為代價，去推動經濟增長，因為這樣的增長不是發展。反過來講，為了使我們留下最美好的、最寶貴的，我們也要有所不為，也可能甚至會犧牲一些增長速度，這就是要在經濟結構上，舍去一些嚴重污染環境的高能耗產業……一定不要再去想走老路，迷戀過去那種發展模式。所以剛才你們講到下決心停掉一些礦山，這個就是高明之舉。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過去講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其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在悶熱的小房間里，習書記和大家座談了一個多小時。座談后，村干部們表示希望合張影，他欣然答應，并說：“正好我們新老村干部可以留個念。”他們一同來到小樓底下的空曠處，在一片景觀竹林前留下了難忘的瞬間。臨別時，習書記再三叮囑我：“詠南，一定要把照片沖印出來寄給他們。”
9天后，《浙江日報》頭版的《之江新語》欄目刊登了一篇文章《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無論在國內主持重要會議、考察調研，還是在國外訪問、出席國際會議活動，常常闡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不斷強調建設生態文明、維護生態安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還寫進了黨的十九大報告里。
面對浙江民間蓬勃有為的創新創業熱情，習書記多次強調要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處理好“兩只手”之間的關系。“兩只手”是什么？習書記說：“一只是政府看得見的手，一只是市場無形的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還是離不開這兩只手，關鍵是處理好兩只手之間的關系。政府騰出更多的精力抓服務，市場的這只手壯大了，政府也可以轉換出更多的職能，把該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該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給市場去管。”在一次調研中，習書記指出，政府這只手伸得特別長，但市場這只手現在太萎縮，伸得不夠長。他說，政府和市場這兩只手各有各的作用，政府這只手，就應該搞好服務，同時起到監督作用；市場這只手，就應該起到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習書記的這些觀點還寫進《之江新語》，題為《從“兩只手”看深化改革》一文中。這就是后來我們常說的“兩只手”理論。
為了把“兩只手”理論落到實處，習書記提出了打造服務型政府，還把機關作風建設作為踐行“兩只手”理論的有力抓手。記得2007年正月初八，春節假期后第一天上班，浙江省委省政府召開的第一個會議，就是省、市、縣（市、區）三級聯動的全省開展“作風建設年”活動動員會議。經過這些年來看，我們浙江的干部總體還是很不錯的，政治意識、規矩意識和服務意識特別強，亂七八糟的事情比較少，這與習書記當年狠抓機關作風建設密不可分。
習書記經常對外地來浙江考察的同志講，有人說，浙江經濟就是老百姓經濟，但是老百姓經濟并不是說黨委、政府是無所作為的，恰恰是黨委、政府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穩步推進了市場取向的改革，使浙江的市場化程度走在了全國前列。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關鍵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即“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這“兩只手”之間的關系。
后來，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當中，有一句話特別顯眼，也被各大媒體轉載解讀，這句話就是：“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個思想，可以說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提出的“兩只手”理論的“升級版”。這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中一個非常重要而關鍵的科學論斷，而浙江的實踐也充分證明了這一論斷的科學性、指導性和預見性。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前后5年時間，您一直隨行報道，您覺得習近平同志在工作中有哪些特點？
周詠南：要讓我說習書記的特點，說上三天三夜也說不完。習書記工作勤勉，是一個立說立行的人。凡是他說到的，就會馬上去做，而且一定會做到最好。你別看習書記平時溫文爾雅，在工作上他可是一個“急性子”。每次，只要是他布置的工作都要一抓到底，凡是他要的材料和稿子，都要得很急。他對工作的標準也很高，工作上不當“甩手掌柜”，從來都是親力親為。他的講話稿，每次自己先列一個提綱或口頭一條條說得很詳細。稿子出來后，他都還要親自反復修改，幾易其稿才最終成型。在做出一個決定、制定一項政策之前，他都要親自深入基層去調研；政策制定下來后，他還會親自到基層去督促落實。甚至每次重要的會議和接待，他都會讓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提前做好方案報給他，他再根據工作需要進行調整。也正因為他立說立行、親力親為和細致入微的工作風格，習書記的工作一直都很繁忙。在浙江工作期間，他基本每天都是凌晨一兩點鐘才休息，第二天一早八點半又上班了。有時候批閱文件到一兩點鐘會比較興奮，他就半夜三更一個人到西湖邊去散散步，這才算放松下心情，迎接第二天緊張的工作。
習書記清正廉潔、公道正派。他對自己的要求十分嚴格，要求別人做到的事情，首先自己一定會先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事情，自己也一定不做。不僅如此，他對自己身邊工作人員的要求也很嚴格。以前，我們到下面去調研，有時也會收到一些茶葉之類的當地土特產，這個在習書記這里是絕對不允許的。2006年，有一次習書記去金華調研，回程的時候已是夜里10點多，因為考察已經結束，習書記也比較放松，他問大家：“我到浙江這么久，到下面考察調研這么多次，從沒有拿過底下一包茶葉，也沒拿過別的任何東西，你們大家有沒有拿？”我們趕緊說，您作為浙江省委書記都以身作則，我們哪里敢拿啊！他說：“那也不一定，有的是領導不拿，他身邊的人還拿著呢。”我們趕緊說，肯定不敢拿，而且浙江省委書記帶頭不拿，下面的風氣也好起來，別人也就不送了。他聽我們這么說，才很欣慰地笑了。
2004年7月15日，在浙江全省深入學習貫徹《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和推進黨風廉政建設電視電話會議上，談到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問題時，習書記脫稿語重心長地告誡各級領導干部，要仔細算好經濟賬、法紀賬、良心賬這“三筆賬”。
關于經濟賬，他說：現在領導干部都有一份穩定的收入，從工作考慮組織上還給你許多必要的待遇，退休時又可以享受醫療、養老等保障。細細算起來，奉獻與得到的相比，得到的已經是很多了。如果貪贓枉法，到頭來鋃鐺入獄，一輩子毀掉了，這值得嗎？
關于法紀賬，他說：領導干部在張口的時候要想一想這句話該不該說，邁腿的時候要想一想這個地方該不該去，伸手的時候要想一想這些東西該不該拿。千萬不要以為吃一點、玩一下、拿一些沒關系。千里之堤，潰于蟻穴。事物發展總是從量變到質變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不管是誰，只要你犯罪，終將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關于良心賬，他說：組織上培養一個干部很不容易，結果你卻自己把自己打倒了，這怎么對得起組織，對得起人民，對得起家人！有的腐敗分子即便隱藏一時，沒有暴露，但做賊終究心虛，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每時每刻受道德和良心的審判，這樣活著有什么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的“三嚴三實”，正是對這“三筆賬”的拓展和升華。
就在那次學習貫徹兩個《條例》電視電話會議后，習書記撰寫了《努力把“不能為、不敢為、不想為”的工作抓實做細》的言論，刊登在《浙江日報》頭版《之江新語》欄目，首次提出了“不能為、不敢為、不想為”的理念。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作出“強化不敢腐的震懾，扎牢不能腐的籠子，增強不想腐的自覺，通過不懈努力換來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戰略部署。這與在浙江工作時提出“不能為、不敢為、不想為”的理念和探索一脈相承，清晰展現了總書記反腐倡廉的一貫思想和堅強決心。
習書記在浙江擔任省委書記那些年，我從來沒聽到哪個干部到他那里去跑官、要官，也沒聽說有人送他什么東西。有的干部看習書記這邊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就動了歪腦筋，到北京去找人，給習書記打招呼。有一次，習書記在會上專門批評了這種人，他說：“有的干部跑官要官都跑到北京去了，北京的領導打電話來，要給誰提拔一下。你們搞錯了，我是不吃這一套的。你跑官、要官，原本要重用的，都不用了！”后來，果然有那么幾個人，組織部都已經考察了，結果北京一個電話，習書記與其他領導一商量，馬上取消了他們的資格。在這方面，習書記確實要求很嚴，他從來不會因為你跟他走得近就提拔你，他用人做事就是四個字——“公道正派”。習書記經常講：“我們表揚一個人，表揚得不好，會傷了一大批人的積極性，那用人更不要說了；我們批評一個人，一定要讓被批評者服氣。”習書記就有這樣的獨特人格魅力，能夠服眾。也正因為習書記有這么一股公道正派的崇高品德和浩然正氣，加上他很有大家風度，嚴于律己，寬以待人，他在浙江任職期間，浙江省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大班子之間關系處理得非常融洽，大家都很團結，別的領導也都很尊重他。
還有，習書記是真心地關心群眾，也是真心地關愛下屬和基層干部。習書記常常說，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這句話后來也寫入了黨的十九大報告中。
我舉兩個例子。記得習書記剛來浙江的時候，有一個周末晚上，他在西湖邊散步，在跟群眾的交談中，有人反映公園要買門票，進去晨練很不方便。當時，杭州市的公園還需憑門票進入，但其實市里已經在搞公園開放的試點工作了。習書記就在一次相關的會上說：“公園應該姓‘公’，應該還給老百姓。西湖不但對杭州市民免費，對所有人都要免費。四方來的都是客，到了我們這里，我們就是主人，應該敞開胸懷來歡迎客人，伸出雙手來擁抱他們。我們怎么能收取門票呢？難道客人到你家里來，你還要收人家進門費嗎？現在杭州市在搞免費試點，這個很好，但是要盡快推廣。”在習書記的大力推動下，杭州的景點、公園很快就全部免費開放，成為全國最早公園全部免費開放的城市，現在浙江省的公園也都基本上全部免費了。在公園開放的過程中，習書記了解到有的公園里面有私人會所存在，他就要求有關部門全部清理掉，把公園完完整整地還給公眾。
還有一次，習書記帶隊去江山市考察，路經江郎山下，大老遠看到一名婦女坐在路邊。他途經時，這位婦女突然站起來，當場拿出一紙告狀信。當地負責人都很緊張。習書記安慰大家說，沒有關系，群眾來信來訪也不奇怪，邊說邊從容地接過一看，是反映土地征用問題的。他交代地方負責人要好好了解，盡可能依法依規給予解決。他還當場指出，既要發展，又要維護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們發展的目的，就是為了老百姓生活得更好”。
同樣的場景還出現在武義縣。2005年6月，習書記到武義縣后陳村調研，當地群眾聽說浙江省委書記來了，就都出來迎接。一下車就有位老人上訪，當場遞送材料。習書記接過材料，關切地對老人說：“這個我帶回去看，一定會給你答復，現在我們先忙工作，你看這樣行不行？”老人很感動，當場要下跪。習書記趕緊扶起老人說：“千萬別這樣，這是我們應該做的。”老人離開后，地方上的干部都很緊張，害怕挨批評。習書記說：“不要緊張，這些情況，其他地方也有的，我當縣委書記的時候，上面領導來了，下面有些告狀的也就來了。有上訪不可怕，關鍵要實事求是了解，能解決的，就要解決；即使不能解決，也要向老百姓解釋清楚。如果該解決的不解決，你們還打擊報復，那就是‘有關系’了，更有大問題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習書記對基層群眾是真的很關心，他會很客氣地問一個上訪群眾，把信拿回去看行不行。同時，習書記也是辯證地看待基層存在的問題，他很體諒基層干部。
2003年9月18日，習書記率省直15個有關部門負責人到浦江縣下訪，聯合接待來訪群眾，“零距離”傾聽群眾呼聲，面對面解決群眾難題。從此以后，領導下訪在浙江成為一項制度。2004年9月，習書記在臨安下訪時強調，領導下訪接待群眾，是深入貫徹“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本質要求、認真解決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信訪問題的生動實踐，是從源頭上化解各類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有力舉措。2005年8月，習書記在德清下訪時說，下訪接待群眾是考驗領導干部能力和水平的大考場，來訪群眾是考官，信訪案件是考題，群眾滿意是答案。2006年8月，習書記在衢江下訪時說，要以深化領導干部下訪之舉，變群眾上訪為領導下訪，變被動接訪為主動下訪。
習書記經常講，做群眾工作既很難，也很簡單，他還提出了一個走群眾路線的方法，就是“跟著群眾跳火坑”。有一次，浙江金華東陽市一工業園區發生了一起企業排放污水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當地出動警察維穩，沒想到反被群眾圍堵，最后控制不了局面，警察就把警服脫掉，換上老百姓的衣服跑出來。習書記得知以后很惱火，立即作出批示。他還在一次浙江省委常委會上說，在處理矛盾過程中，動用警力一定要慎重。之所以發生這種事件，關鍵在于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說明領導干部不會做群眾工作。他說，老百姓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但思想上對一些事物的判斷不一定準確，還不能很快覺醒。這時候，我們不要跟老百姓“硬來”，做不通工作，那就跟著群眾一起跳“火坑”。如果老百姓跳下去，你還在上面看，即便隨后老百姓知道自己做得不對，也不愿意和你親近了。你要是跟著他一塊跳，那他就覺得你是哥們兒，和他是心連心的。將來意識到自己跳的是“火坑”了，上來以后，你不用做工作，他就愿意跟著你走，你說怎么干就怎么干。習書記這一番話，聽得大家耳目一新，也感覺非常有哲理，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習書記對我們工作人員也很關心。有一次，他到舟山市六橫島去考察，那里剛好是我老家，習書記知道后就說，今天時間不巧了，下次有時間要到你家去看一下。我趕緊說，您是省委書記，我怎么好意思讓您這位大領導光臨寒舍。習書記就和藹可親地說，省委書記為什么就不能去呢。隨同習書記外出考察，晚上一般要么開碰頭會，要么整理第二天將用的資料。這一天，習書記說，晚上給你放假，回家看看父母。我這才告訴他，我雖然家在六橫島，但母親在沈家門的普陀人民醫院住院，晚上還是跟大家一起回市里。習書記聽了后，馬上就關切地問：“什么病？住院多久了？”我說是腦梗塞，已經住了4年。習書記說：“腦梗塞挺麻煩的，家里有什么困難嗎？以后到舟山來考察，晚上就都給你放假，去陪陪你的母親。”這番話令我和在場的所有人都十分感動。后來習書記多次問過我母親的病況，2009年3月，他已經擔任國家副主席，在全國兩會期間參加浙江代表團審議時遇見我，他還問：“你母親的身體好些了沒？”我只是曾在習書記身邊工作過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員，他作為我們十分崇敬和愛戴的領袖，卻一直惦記著這件小事，我真的感動萬分，他是真的把人民時刻記掛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