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要聞
current
affairs
習近平在浙江（十九）：“習書記把外事工作當作浙江對外開放的重要抓手”
來源：《學習時報》 發布時間：2021-04-09 23:16 瀏覽量：23879
采訪對象：阮忠訓，1952年7月生，上海人，曾任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浙江省委教育工委副書記。2003年6月任浙江省政府外事辦主任、黨組書記兼浙江省友協常務副會長。2019年6月退休。
采訪組：田玉玨 薛偉江 李政
采訪日期：2017年9月19日
采訪地點：杭州市大華飯店
采訪組：阮主任，您好！習近平同志在浙江期間很關注外事工作，他對外事工作有什么要求？
阮忠訓：我2003年6月到浙江省外事辦當主任。在習書記任浙江省委書記的4年多時間里，我感到他對外事工作非常重視，給了我們很多支持。一般來說，在省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是擺在首位的，很少會在外事方面下力氣，大多是把外事作為一項普通的行政服務職能來對待。但習書記很不一般，他對外事工作要求很高。他說，浙江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時間比較早，范圍比較廣，程度比較深，要做到地方外事工作服從服務于國家總體外交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充分發揮浙江的區位優勢、產業優勢、體制機制優勢，形成政治與經濟、政府與民間、中央與地方的立體交叉外交，進一步提高浙江對外開放水平。習書記對浙江外事工作的這個定位，成為我們開展地方外事工作的重要指導。
習書記要求浙江打造外事工作的三大品牌。一是優質外事。習書記經常對我們強調，外事無小事，外事工作部門要堅持以優質服務為目標，一方面要完善涉外工作協調機制，及時妥善處理好各類涉外突發事件；另一方面要利用外事渠道廣交朋友。他親自簽約的友好省州就有好幾個，如法國阿爾卑斯濱海省、摩洛哥拉巴特大區、美國新澤西州、澳大利亞西澳洲。習書記常說細節決定成敗，在外事工作上要求我們一定要細之又細，有時他比我們還要細致。我們上報的外賓接待計劃他都看得很仔細。有一次接待一位中東的伊斯蘭教國家外賓，他看到菜單上面有酒，馬上提出，伊斯蘭教國家應該是不喝酒的，怎么能安排酒呢？我當時就一陣臉紅，這是我們工作的疏忽。他還要求我們每個環節都要把好關，包括以省委省政府名義贈送的禮物。記得我第一次陪他出國的時候，他把所有的禮品一一看過，了解這個送給誰、那個送給誰，做到心中有數。一個省委書記能把所有的禮品都看過，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二是誠信外事。當時，浙江有100多萬人在國外，確有少數人不太誠信，簽證材料造假的情況時有發生，有的外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提出我們的簽證材料可信度不高，對我們浙江的形象損害很大。習書記知道以后，覺得應該把這件事當成一件大事去解決。他提出，要把“信用浙江”建設貫穿于外事工作之中，認真抓好《關于對外國駐華使領館管理若干規定實施細則》的貫徹落實，加強外事工作部門與外國駐華使領館的誠信交往，提升工作水平。在習書記的親自指示下，我們每年都赴上海舉辦浙江省情介紹會，請各國駐上海總領事參加。同時也邀請各國駐滬總領館官員考察浙江，與相關部門座談，了解我們在外事簽證過程中的誠信問題到底出在哪里、怎么解決，從而進一步健全了與外國駐華使領館的磋商機制。漸漸地，我們通過建立制度、規范程序、嚴格把關，有效治理簽證申請中的材料作假等問題，建立和完善因公證照收繳保管工作檢查機制，推進證件管理制度化、規范化。浙江外事工作把“信用浙江”的品牌打響了，簽證通過率每年都超過97%，我們外事辦與各國駐滬總領館也建立起長期互信的關系，為浙江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了很好的服務。
三是經濟外事。作為地方外事部門，與國外建立友好交流關系，經濟問題是總抓手。隨著浙江經濟國際化程度的加強，我們外事工作積極為經濟建設服務，每次出訪都是帶著經濟項目出去，帶著合作項目回來，與友好城市之間的交流合作更加緊密，關系也變得更加融洽。浙江民營經濟比較發達，很多民營企業家都跟著我們一起出去，一種是原先就和外國相關方有合作意向的，另一種就是主動到國外尋找合作伙伴的。我記得習書記在浙江提出經濟外事一年多以后，外交部提出經濟外交，這充分說明習書記的高瞻遠矚。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外事工作中有哪些具體做法？
阮忠訓：習書記來之前，我們沒有外事工作的專報，我到外辦以后，他要求我們建立外事工作專報，所有外賓來訪都要通過專報反映給省委，這樣就能夠及時把握外賓來訪的動向。
作為外辦主任最難的事之一，就是外事活動中安排省領導會見外賓。領導同志一般日程安排很緊，一些會見工作難以做到一一出席，我們的工作做起來很是為難。但習書記卻從來沒有推過，只要我們向他提出建議，他就欣然接受。他對我說：“只要你認為我需要見的外賓，我都會見，內事要給外事讓路。”我剛到外辦時，我們的友好城市是20多個，習書記離開浙江的時候，我們的友好城市超過50個，好多都是他親自簽約簽來的。
習書記對我們說過，出國一定要有實質性的任務，出去見識一下無可厚非，但一定不要忘了出去的任務是什么。他自己身體力行，每次出訪都碩果累累。每次出訪快要結束時，習書記都會在訪問團內部召開總結會，每個人都談談出訪的體會和意見，習書記最后作一個總結。回來以后，習書記都會召開常委會，把整個出訪情況向大家說明，我們外事辦的工作人員列席參加。他的講話邏輯性很強，我們只要把他講過的話稍加整理，就是一篇成形的出訪報告。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開創了在境外舉辦“浙江周”的做法。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阮忠訓：習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經常在境外舉辦大型外事活動，一方面主動向世界展現浙江形象，另一方面搭建招商引資的平臺，“浙江周”就是一個最典型、最成功的例子。我們先后在美國、法國、中國香港、中國澳門等國家和地區舉辦“浙江周”，習書記每一次都親自帶隊，不僅與當地政府開展交流活動，還主動與當地各界的浙江商會、同胞見面座談，積極幫助協調解決問題和困難，與大家心貼心、實打實地溝通交流，“浙江周”成為我們宣傳浙江形象、開展外事工作的一個很好抓手。自從習書記開創了這個載體之后，國內很多地方紛紛效仿。
2005年1月，習書記帶領我們先后到香港、澳門舉辦“浙江周”。在香港，習書記指出，香港作為內地經濟發展所需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等要素的重要來源地，作為外資進入內地和內地企業走向世界的重要橋梁與平臺，是浙江發展服務業的重要合作伙伴。CEPA（2003年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的《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的英文簡稱）的實施，為浙江與香港的合作帶來了歷史機遇，浙江要在CEPA框架下，創新合作機制，拓寬合作領域，提高合作水平。在澳門，習書記指出，澳門成功的發展經驗值得浙江借鑒。希望能借CEPA落實的契機，進一步推動浙澳兩地的經貿合作，加強兩地多個層次的交流。那一次“港澳·浙江周”共簽訂投資項目153個，總投資額62.58億美元，包括具有標志性意義的蕭山國際機場與香港機場管理局的合資項目。
在港澳兩地，習書記的會議活動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會見當時港澳地區的一些高層人士，如香港特首董建華、澳門特首何厚鏵；二是簽訂許多經貿合約；三是與同鄉會的成員座談交流。習書記不僅探望了一些在港澳的浙江鄉親，還看望了原來在福建時認識的一些商界老朋友。習書記很念舊情，他和原來的朋友們都保持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我們在港澳期間，來參加我們會議活動的有相當一部分是廣東人、福建人，為宣傳浙江、推動浙江招商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
當時我向習書記提出，希望浙江能夠單獨設立一個省港澳辦，因為在港澳的浙江人很多，而目前沒有港澳辦，港澳這方面的事情沒有專門的部門來管。他一聽，認為這個事情很重要，出訪回來之后馬上進行研究，并按程序成立了港澳辦，與省外辦合署辦公，從體制機制上延伸了浙江外事工作的觸角。
2006年，我們以“合作、交流、聯誼”為主題在美國舉辦“浙江周”，開幕式上共簽約63個投資項目，總投資24.9億美元，協議外資10.2億美元，其中投資3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達28個。“浙江周”期間還簽訂了涉及旅游、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的合作協議20項，同時還舉行了“2006美國·中國浙江文化周”活動。習書記還帶領浙江代表團參加了浙江省和美國新澤西州建立友好關系25周年的慶祝活動，與時任新澤西州州長科奇內進行友好會談，確定將進一步在經貿、教育、物流、生物醫藥、電子等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并共同簽署了拓展兩省州友好關系的協議書。他還參加了紐新航港局（即紐約與新澤西港口事務管理局）與寧波舟山港合作協議的簽約儀式，出席溫州大學與美國肯恩大學合作創辦溫州肯恩大學協議書、浙江省民營企業協會等單位在肯恩大學設立中國企業家美國培訓中心的合作備忘錄等簽字儀式，考察了美國一批大企業和財團，與高盛集團、花旗銀行、紐約證交所、朗訊公司及貝爾實驗室、摩托羅拉公司、聯邦快遞公司高層進行了會談，出席浙江省有關單位與摩托羅拉公司、聯邦快遞公司簽訂合作協議的儀式。他向各界積極介紹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情況，所到之處受到在美華人華僑的熱烈歡迎，習書記親切會見了他們，鼓勵他們愛國愛鄉，為促進中美經貿合作交流作出積極貢獻。
在美期間，習書記會見了時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佐利克致力于發展中美關系，試圖解決美中兩國在貿易和安全方面的分歧，提出了中美雙方“利益攸關者”的概念，給布什政府及美國主流社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和策略。他和習書記談了很多問題，包括匯率、貿易順差逆差等。習書記也向他介紹了很多關于中國的變化與趨勢，這次談話對佐利克的對華立場問題影響很大。有一天，白宮辦公廳副主任為歡迎習書記訪美，專門在家里開派對，邀請了一些社會名流和政界人士，習書記利用這個機會，拿著酒杯，主動和大家打招呼，向他們介紹中國和浙江的情況，增進美國各界對我們的了解。這又讓我們回想起他經常說的“每一次踏出國門都要有實質內容”，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我還記得，當時保爾森還是高盛集團董事長，馬上要到美國財政部當部長，他是個“中國通”，來中國60多次，對中國的情況知道得較多。習書記見了他以后，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回來后沒多久，保爾森到中國訪問，在同國務院領導通話時說，他訪問的第一站是杭州，國務院領導問為什么要去杭州？他說，我要去杭州看望一位老朋友，習近平。他同習書記只是見了一次面，就認定習書記是他的老朋友，充分說明習書記的人格魅力。我們安排保爾森到西湖國賓館入住，他和習書記散步的時候，美國記者拍了一張照片，在美國各大報紙都刊登出來，影響很大。
那一次，習書記在美國訪問只有短短兩天多時間，出席了近20場公開活動，非常密集，幾乎是一場接一場。從早餐到晚餐都安排了活動，有時中午都來不及坐下好好吃頓飯，就直接拿著盒飯或面包，匆匆吃上幾口，再趕去參加下一場活動。拜會的美國政要中，有的并不是很友好，我們擔心會涉及敏感問題，習書記說，越是有疑慮，甚至不友好的，我們就越要去做工作，讓他們增加對中國的了解。有個別政要談到匯率、中美貿易逆差、臺灣問題以及人權問題等，習書記都講得有理有利有節有據，既有深度又有感染力，說得美國人心悅誠服。習書記用他的行動告訴我們，做外事工作不僅要交老朋友，而且要交新朋友，更要善于同意見相左的人打交道。
采訪組：您怎樣評價習近平同志經濟外事的成效？
阮忠訓：我剛才說過，習書記把經濟外事作為外事工作的重要內容，讓外事為浙江經濟發展服務，為浙江對外開放服務，這方面成效是巨大的。
除了“浙江周”等活動外，習書記還率代表團到國外招商引資。2005年7月，習書記率團訪問了韓國，出席了“2005浙江（韓國）投資說明會”。投資說明會那天，習書記作主旨演講，整個會場座無虛席，連走道上都擠滿了人。當天韓國各大商會協會、企業界500多人參加了投資說明會，現場浙韓企業簽訂了40個投資項目，總投資11.68億美元，LG、SK等一批世界500強巨頭與浙江企業簽約。
隨后，習書記一路馬不停蹄，先后考察了SK、曉星、LG、三星等多家大型企業。每到一家企業，他都介紹一遍浙江的投資環境，指出浙江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是中國發展勢頭最好、投資環境最佳的區域之一。習書記吩咐我們，外資企業在浙江遇到什么困難，我們都要重點關注，并及時加以解決。
正是在習書記的推動下，當年世界500強之首的沃爾瑪、浙江第一家外資銀行日本三井住友、第一批外資保險公司東京海上日動火災保險株式會社等國際500強巨頭紛至沓來，浙江利用外資規模和水平不斷提升。
2007年，也就是習書記離開浙江這一年，全省進出口總額達到1768億美元，比2000年翻了兩番多，首次跨入千億美元出口俱樂部；當年浙江省實際利用外資首次突破100億美元，相當于2002年之前20多年之和。也是這一年，浙江核準在境外投資的機構達3039家，累計投資總額20.94億美元，境外機構數居全國第一，星羅棋布于全球127個國家和地區。這是了不起的成就。
采訪組：您陪同習近平同志出訪過很多國家，出訪過程中他給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阮忠訓：我陪習書記出訪過四次，他工作計劃性很強，而且每次出訪前都會做大量的準備工作，反復向我們了解目的地國家或地區的情況，行程安排，包括要見誰、要談什么項目等，出國之后嚴格按照計劃執行。他自己還會提前把出訪國家的國情、禮儀、文化等爛熟于心，所有事情都能做到心中有數。他告訴我們，你們兜里應該有一個本子，記下出訪國家的基本情況，出訪中可能用到的信息，方便隨時查閱，也能簡單記點東西。從那以后，我們就隨身帶一個小本子，包括每天的日程安排，會見的人物，以及這些人物的基本情況、政治態度等，對我們的工作幫助很大，而且沿用至今。
要說習書記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非常能吃苦，而且從無怨言。我講幾個具體事例吧。有一次，我陪同他出訪西澳洲，考察一個液化天然氣項目。我們從西澳洲首府珀斯出發，乘坐一架小飛機，總共20多人，飛行兩個多小時到達目的地。但沒想到的是，這個荒島上既沒有機場，更沒有跑道！飛機就是直接在沙灘上降落，回來的時候也是直接在沙灘上起飛，這是很危險的。還有一次出訪老撾，我們登機以后，艙門都關了，突然通知我們飛機出現故障，要馬上維修，讓我們在機艙里等。結果一直修了一個多小時，機艙里沒有空調，習書記還穿著西裝，全身大汗淋漓。后來總算到了目的地，來不及休息馬上去參加活動。雖然我們在外事工作上做足了功課，但由于當時一些國家或地區的原因，出現這種極端狀況，確實令我們措手不及，也感到非常忐忑，覺得沒有把習書記的活動安排好。可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習書記從來沒有任何怨言，也沒有指責過我們工作人員，反而經常用一些玩笑話寬慰我們。每次想到這些，我內心既感到內疚，又覺得十分溫暖。
習書記在外事出訪活動中，總是表現出極強的人格魅力。我們出訪澳大利亞時，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專門趕到悉尼與習書記會見，一見面就對習書記說，我用了兩個晚上的時間，專門研究了浙江。原本設定半個小時的會見時間，兩個人談了50分鐘，談得非常好，而且越談越投機。
習書記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每次出訪前，他都會和我“打好招呼”，到了國外，當地人吃什么東西，我們就吃什么東西，不要特意給他找中餐。所以我有時候跟別人開玩笑說，陪習書記出訪特別“輕松”。有一次我們途經復活節島，當地“土著”的習慣是在地上挖一個坑，把土豆、玉米、番薯等放進坑里烤著吃。習書記就按照當地習俗也跟著一起吃，一點特殊要求都沒有。在外事工作中，一些領導到國外出訪，由于不習慣、不適應，提出相應的要求，或者拿國內的標準套到國外去，其實都是很常見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習書記卻從來沒有這樣要求過，更沒有這樣做過，都是入鄉隨俗。我們到任何地方，習書記基本不買什么東西，就算買東西也是買一些小紀念品，而且從來不讓別人為他花錢，更不接受任何人送他個人的禮品，所有以政府名義贈送的禮品，回來以后全部讓我們交給省委辦公廳。
他對自己嚴格要求，對身邊工作人員也是如此。有一次出訪，習書記連著好幾天參加了十幾場活動，非常辛苦。一天中午，我們吃完午飯，距離下一場活動還有一個半小時，我心想，習書記太累了，這會兒至少能休息一個小時。沒想到習書記對秘書說：“我休息一會兒，但半小時之后一定要叫醒我。”只有半個小時，他能睡好嗎？我就跟他的秘書說，反正還有時間，一個小時以后再叫書記起來，讓他多睡會兒。他的秘書有些為難，說這樣不行，習書記起來以后一定會批評我的。我說，沒事兒，書記責怪，我來擔著。一小時以后，習書記起來了，果然批評了秘書。他說：“我說休息到幾點就是幾點，我累一點，有什么關系？耽誤了公務才是大事！”我趕忙上前幫他的秘書解釋，可習書記仍然一臉嚴肅，可見他對工作人員和對他自己一樣嚴格。
習書記是個非常重情重義、真性情的人。他對我說過：“我們到國外去，那些接待過我們的華人華僑如果到浙江來，一定要跟我講，哪怕我沒時間請他們吃飯，也要在辦公室見見他們。”我能夠體會到，習書記的這種態度是對我們外事工作最大的支持，他以真誠、親和的態度接待這些僑領，不僅能夠贏得他們的認可與支持，而且他們回去之后廣泛宣傳一番，我們在國外開展工作就更容易更順利了。習書記說過，在外面出訪，凡是我們答應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浙江和日本靜岡縣是友好省縣關系，靜岡縣知事石川嘉延是習書記剛到浙江工作后會見的第一個外賓。后來換了一個新的知事，新知事跟我們聯系，希望能夠和老知事一起拜見習書記。那時候習書記已經是國家副主席，但他仍然欣然接受。新知事受到習書記接見以后，更堅定了對華友好的立場，靜岡縣后來還被全國友協授予“對華友好城市交流合作獎”。習書記擔任黨的總書記后，還會見在浙江工作期間出訪見過的外賓，如澳大利亞前總理霍華德、韓國前總理李海瓚。
還有一點感受，就是習書記知識涉獵非常廣泛。在出訪過程中，他很喜歡和我們聊天，講故事、電影、書籍，不管古今中外的，他都能說得頭頭是道。我還記得陪同習書記出訪法國的時候，他還特地去看了諾曼底戰役的盟軍登陸點，一邊看還一邊給我們講述整場戰役的來龍去脈，許多細節都講得非常到位。講到戰爭為相關國家與人民帶來的災難，習書記低頭沉思了良久。我總覺得，與習書記相處，能夠感到他就像一泓取之不盡的泉水，表面上波瀾不驚，但總能不斷帶給我們新的收獲與震撼。
采訪組：在您和習近平同志接觸中，還有什么讓您印象深刻的事嗎？
阮忠訓：有一件事情讓我至今記憶猶新，就是習書記幫助實現美國著名教育家、外交官司徒雷登畢生心愿的故事。
大家知道司徒雷登，大多數都是因為毛主席的一篇文章《別了，司徒雷登》。1949年，司徒雷登作為新中國成立之前最后一任美國駐華大使，悻悻地離開中國。但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司徒雷登雖然是美國人，但出生在杭州，會講一口流利的杭州話，從小對杭州有著深厚感情，他父母和弟弟是傳教士，他們的骨灰都安葬在杭州。他曾投身中國教育事業，是燕京大學首任校長，致力于籌款擴建、培養人才、聘請名師，為建設燕京大學嘔心瀝血。為支持抗日，還被侵華日軍關進監獄四年，絕不屈服。他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的外國人。司徒雷登在華工作生活了50年之久，他在回憶錄里寫道：“精神上的縷縷紐帶把我與那個偉大的國家和偉大的人民緊緊聯系在一起。”晚年的司徒雷登常常望著中國的方向，身在美國卻盼著回中國。他心底執著地以中國為家，臥室的墻壁上四處掛著燕京大學的照片。由于他一生多半時間在中國，他回到美國以后，美國政府不給他任何養老保險，一直由他的秘書傅涇波以及傅涇波的兒子傅履仁一家照料，直到1962年病故。
到了21世紀初，傅履仁已經是美國百人會（由貝聿銘、馬友友等杰出美籍華人于1989年創辦的美國華人精英組織）會長，也是美國唯一一位華人將軍。2006年，我們在美國訪問時，傅履仁主動提出想見習書記。習書記欣然答應。餐敘過程中，傅履仁談到，司徒雷登去世之前有一個愿望，希望能把骨灰葬到燕京大學（現北京大學）里。如果這個愿望實現不了，他希望能夠“葉落歸根”，葬到他的出生地杭州。我剛才講了，司徒雷登在中國是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改革開放初期，傅履仁父子同國內聯系過，本來有關方面已經同意司徒雷登的遺愿，但后來十幾名教授聯名抗議將司徒雷登的骨灰葬到北大，這件事情就擱淺了。
當時我們也覺得，司徒雷登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他的骨灰安葬，是一個很敏感的政治問題。一般的省級領導甚至中央領導都不會去觸碰。但習書記非常有膽識，他對我說：“你回去之后幫他聯系，能辦就幫他辦下來。”我回來以后，就去聯系教育部和北大，又請示了外交部領導，也征求了習書記的意見。費了很多周折，終于將司徒雷登的骨灰葬在了杭州安賢園。傅履仁將軍及家人得知此事，都非常激動，他們把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到杭州的同時，也把司徒雷登的遺物如張大千、徐悲鴻等名家送給他的字畫全部送還中國，放到杭州司徒雷登紀念館里。
2008年11月18日，時任美國駐華大使雷德先生參加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儀式并發表感言，他說：“中國是司徒雷登先生熱愛的國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回到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兩國關系的重要途徑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變化，他一定會非常高興。”讓我們沒想到的是，這件事在國外特別是華人圈中引起強烈反響。有一次我到香港去，一位知名港商對我說：“咱們浙江做得好，把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了。這就讓美國和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是有情有義的。習書記在這件事情上展現了我們中國的胸懷和氣魄，他是有大智慧的！”我想，司徒雷登在天之靈，也一定會對中國人民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出生地而感激、欣慰。錢江邊、西湖畔，這位出生在杭州的美國名人，終于在杭州安息，浙江歷史上這富有傳奇色彩的一頁，體現的是習書記的博大情懷。
習書記在浙江工作4年多時間，給外事工作留下了巨大的寶貴財富，一方面是對外活動交往的增多、對外經貿活動的增強、友好城市數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就是提升了浙江在中國整體外交工作格局中的地位，有力推動了浙江的對外開放，使浙江的外事工作走在了全國前列。浙江省外辦被外交部授予外事工作突出貢獻獎。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外交部唯一一次對地方外事工作授以榮譽。
浙江就像是一片試驗田，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系列治國理政思想的發端之地。幾年來，看著習書記支持和倡導的一場場精彩、成功的主場外交，領略著他大氣、恢宏的外交格局，我們都深深地為之贊嘆。他的戰略智慧、博大胸懷，以及散發著強烈氣場的人格魅力，不僅征服了我們，也令世界人民由衷折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