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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浙江 （一）：“習近平同志提出的‘八八戰略’ 非常具有前瞻性”
來源：《學習時報》 發布時間：2021-03-15 21:18 瀏覽量：23729
【編者按】從今日起，本報開始連載采訪實錄《習近平在浙江》。這是反映習近平總書記成長歷程系列采訪實錄的第七部。2016年11月以來，本報已陸續刊發《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習近平在正定》《習近平在廈門》《習近平在寧德》《習近平在福州》《習近平在福建》六部采訪實錄。《習近平在浙江》反映的主要是習近平同志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任浙江省委副書記、代省長和省委書記的領導工作歷程。這段歷程，在習近平同志的地方領導實踐中具有關鍵性的意義。這不僅在于他作為省委書記全面領導了浙江這樣一個經濟發達省份的工作，更在于他貫徹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緊密結合浙江實際，提出并落實了作為浙江省域治理總綱領和總方略的“八八戰略”，對浙江發展作出了全面規劃和頂層設計，為浙江轉型發展和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也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重要理念和實踐準備。
習近平同志在領導浙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建設先進制造業基地、提高對內對外開放水平、統籌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創建生態省、建設法治浙江和平安浙江、建設文化大省、推進民生實事、加強黨的建設等實踐中，充分展現了高超的思想理論水平和宏觀決策水平、突出的政治駕馭能力和組織領導能力，也充分展現了深入務實的工作作風和真摯樸實的為民情懷。這組采訪實錄，通過對當年省委省政府領導同志、省直部門和地市領導干部、企業家和基層干部、專家學者和記者等的訪談，為我們做了生動翔實的現場呈現。
采訪組：呂省長，您好！您與習近平同志在浙江配合4年多，對他的工作作風和思想理念有比較深入的了解。請您談談感受。
呂祖善：習近平同志是2002年10月來浙江工作的。從那時起，我們在一個班子里工作了將近5年時間。我是省委班子的一員，主要分工主持省政府的工作，是習近平同志在政治、經濟工作方面的主要助手。
時光荏苒，習近平同志離開浙江10年了，我也已經從省長崗位上退下來了。這些年，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講話，我有一種濃濃的親切感，因為他現在的一系列治國理政思想，與他當年在浙江帶領我們抓改革、促發展、保穩定的很多思想和戰略是一脈相承的。可以說，今天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形成，與他在浙江的實踐密不可分。他當年在浙江的探索和實踐，不僅成效巨大，而且經過提煉和發展，在他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后，升華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對黨和國家事業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采訪組：請您介紹一下習近平同志提出的浙江發展的“八八戰略”。
呂祖善：習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一開始就馬不停蹄地下基層調研，到2003年春節前把11個市跑了一遍。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聽，一路思考。2003年7月10日，在省委第十一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在總結浙江經濟社會多年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全面系統闡釋了浙江發展的八個優勢，提出了指向未來的八項舉措，這就是“八八戰略”。
“八八戰略”的基本內容主要是：第一，進一步發揮浙江的體制機制優勢，大力推動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二，進一步發揮浙江的區位優勢，主動接軌上海、積極參與長江三角洲地區合作與交流，不斷提高對內對外開放水平。第三，進一步發揮浙江的塊狀特色產業優勢，加快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第四，進一步發揮浙江的城鄉協調發展優勢，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第五，進一步發揮浙江的生態優勢，創建生態省，打造“綠色浙江”。第六，進一步發揮浙江的山海資源優勢，大力發展海洋經濟，推動欠發達地區跨越式發展，努力使海洋經濟和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成為全省經濟新的增長點。第七，進一步發揮浙江的環境優勢，積極推進以“五大百億”工程為主要內容的重點建設，切實加強法治建設、信用建設和機關效能建設。第八，進一步發揮浙江的人文優勢，積極推進科教興省、人才強省，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習近平同志“八八戰略”的提出，標志著浙江改革從局部突破跨入系統布局、整體推進的新階段，為浙江開辟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新境界。
“八八戰略”第一個“八”所指的“八個優勢”，并非單純指已經體現出來的優勢，而是結合實際作出的總體把握，體現了繼承和創新的統一。具體而言，是將已經顯現出來的體制機制、產業特色、協調發展、生態、文化等優勢進一步發揮好；將潛在的優勢變為現實的優勢；對于一些劣勢，要通過努力轉化為優勢，或者避開劣勢。第二個“八”是指八個方面的舉措，是針對進一步發揮、培育和轉化優勢提出的。通過實施這些舉措，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增創新優勢、再上新臺階。
“八八戰略”是一個有機整體，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回過頭來看，習近平同志在10多年前提出的“八八戰略”非常具有前瞻性，與他在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是非常吻合的。在“八八戰略”里面，習近平同志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已經體現出來。
在當年，“八八戰略”是為了浙江實現全面小康而提出的。習近平同志圍繞“全面小康”目標，提出了“文化大省”“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人才強省”等一系列的發展要求，從中也反映了小康建設的全面性。在發展理念上，習近平同志也一直非常重視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重視經濟增長與社會效益的均衡和協調。
采訪組：請您講講習近平同志主持浙江省工作期間，對產業結構轉型有哪些先進的理念，以及有哪些與之配套的舉措。
呂祖善：21世紀初，我國沿海幾個省份經濟增長速度都非常快，特別是廣東、江蘇、山東跑在前面，我們在有關媒體上也經常聽到“浙江要加快增長速度趕上去”的言論。當時我們浙江經濟總量排在全國第四位，對于要不要跟前三位去拼增長速度的問題，習近平同志跟我談過幾次，他的看法有他獨到之處。他說，我們不要跟人家拼增長速度，而是要在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上下大功夫，一直以來，浙江的協調性和均衡性發展是我們的優勢所在，也是我們的特色，要把這個優勢進一步發揮好。在這些方面，習近平同志是非常有定力的。他的思想，與現在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也是一致的。
當時的浙江，在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高速增長過程中，積累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特別是繼續走低成本、低價格、高排放的粗放增長的發展路子已經難以為繼。習近平同志剛到浙江的時候，供電不足的情況比較普遍，“電荒”時不時就會發生，嚴重的時候到什么程度呢？為了省電，西湖邊的路燈和景觀燈隔一個開一個，照明不足，到處都黑黢黢的。農村用電也限得很厲害，有的農村每個星期只有4天供電，還有的地方只能供3天電，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很大影響。同時，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環境問題逐步顯現，加之老百姓環境意識的增強，浙江也因為工業污染引發了幾起大的群體性事件。
習近平同志把這些問題形象地稱為“成長中的煩惱”。他通過調查研究，很明確地提出：浙江要打造先進的制造業基地，要走先進工業化道路，不能再以這樣的方式發展下去了，這些粗放、低端、污染的落后產能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來淘汰，來下決心去除。他當時提出了“騰籠換鳥”和“鳳凰涅槃”的理論，指導浙江盡快淘汰落后產能，加快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比較有代表性的工作有三個。
第一，習近平同志指示省政府制定了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規劃。省委省政府在2003年6月召開全省工業大會部署這個建設規劃，參會的有一萬多人。除了主會場，同時還設了視頻直播會場。在這次大會上，習近平同志專門闡述了淘汰落后產能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以及建設先進制造業基地的總要求和總目標，我具體向大家介紹了什么叫做先進制造業基地，在建設先進制造業基地的過程當中，政府該做什么，企業該做什么。
習近平同志當時提出“兩手抓”，即：一手抓傳統產業的改造提升，一手抓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兩者并重。這個提法，與現在提出的“動能轉換”是異曲同工的。
他還提出了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堅持自主創新和科技創新、堅持重點突破和整體推進等幾個關鍵點。這些具體要求，一直到現在都在浙江的發展中起著很重要的指導作用。多年來，盡管遇到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等沖擊和影響，我國的經濟在發展當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但浙江的發展總的來說都是比較穩健的。這其中的關鍵，就是我們的結構性改革很早就開始起步了，動能轉換已經取得了明顯成效。
習近平同志主政下的浙江穩步開展信息化和科技創新建設，信息產業的發展勢頭非常迅猛，產生了像阿里巴巴這樣的一大批科技公司。在產業轉型過程中，浙江不少地方根據自身特點，重點發展服務業。浙江這幾年服務業的發展勢頭也非常好，第三產業的份額已經超過第二產業了。特別是杭州、寧波等地的電子商務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等服務業，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這些動能轉換需要一個過程，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習近平同志在這方面抓得早、抓得實，為浙江的經濟結構調整和提升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
我曾在全國人大財經委的一次會議上講過，盡管面臨全球經濟的困境，但中國的沿海城市相對來講一直比較平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那里的產業結構轉型起步比較早。這其中，我了解最深刻的，自然是習近平同志主政下的浙江。在他的領導下，浙江的動能轉換、結構調整、區位優勢發揮，都按“八八戰略”有序鋪開。
第二，根據習近平同志對經濟轉型升級的要求，省政府專門議定了“三大產業帶”發展規劃，即環杭州灣產業帶、溫臺沿海產業帶、金衢麗高速公路沿線產業帶發展規劃。對這個規劃，習近平同志非常重視，他自己參與調研，了解規劃所涉及地域的具體情況，在之后整個實施過程中，又多次強調要密切跟蹤關注，強調規劃實施的效果如何，要看是否推動了產業的轉型升級，是否強化了發展的協調性和均衡性，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有沒有實質性的提高。
第三，為推進“八八戰略”和“三大產業帶”規劃的實施，我們部署了一批大工程、大項目，稱為“五大百億”工程。這“五大百億”工程，具體包括“百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百億信息化建設”工程、“百億科教文衛體建設”工程、“百億生態環境建設”工程、“百億幫扶致富建設”工程，涉及經濟發展、社會事業、可持續發展、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在2003—2007年間總投資達3000多億，這些工程和項目的實施是當時政府工作的一個重點，有效地推動了“八八戰略”落地。
習近平同志說：“‘五大百億’工程充分考慮了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從根本上說也是造福百姓的工程。”他強調，實施中一定要牢固樹立執政為民的意識，以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對子孫后代負責的精神，高標準、高質量完成這一任務，真正把這些工程建成惠澤百姓、造福后人的“德政工程”。2003年底，省政府把這“五大百億”工程細化成具體的項目和任務，并進行了部署。
“五大百億”工程在當時切實解決了不少浙江發展長期遇到的硬環境和軟環境問題。現在浙江的很多基礎設施，比如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港口和水運、空港，電力和能源設施，水利設施，移動通信網絡，杭州、寧波、溫州高教園區等一批重大工程和項目，就是在那個時候啟動的。
省政府又針對軟實力建設提出“八大科技創新工程”，包括：先進制造業創新工程、現代農業科技創新工程、生態省和循環經濟科技創新工程、科技興海創新工程、人口健康與公共安全科技創新工程、服務業科技創新工程、基礎研究創新工程、軟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等。對這些具體工作，習近平同志都親自聽匯報、提要求。在硬環境和軟實力兩方面，習近平同志不僅對浙江的現實情況了如指掌，而且對長遠規劃有著系統要求。我們根據習近平同志的具體指示，在各項工作中更好地兼顧浙江發展的均衡性和協調性。
所以，我們政府制定的戰略規劃，都是在習近平同志親自指導下謀劃和實施的。“五大百億”工程和“八大科技創新工程”緊緊扣住“八八戰略”的主題，對產業結構的轉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采訪組：縮小貧富差距是發展協調性的重要方面。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當時對浙江的扶貧工作都做了哪些指示和部署。
呂祖善：習近平同志親自部署了“欠發達鄉鎮奔小康工程”。2002年底，浙江“百鄉扶貧攻堅計劃”如期完成，100多個貧困鄉鎮全部實現脫貧目標，但那個時候是初步脫貧，也可以說是低水平的脫貧。盡管已經達到了國家的脫貧標準，但這些鄉鎮農民人均純收入還不到全省農民平均水平的40%，不少地方還低于全國農民人均收入的水平。針對這個情況，習近平同志在麗水等地調研后，提出“欠發達鄉鎮奔小康工程”，目標是將原已基本脫貧的100多個鄉鎮，再加上農民人均純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鄉鎮，全部列入浙江省欠發達的鄉鎮，到2007年，80%以上欠發達鄉鎮的農民年人均純收入要超過當年全國的平均水平，年均1000元以下收入的人口要少于所在鄉鎮人口的3%。
習近平同志還強調“現代化建設不能留下盲區死角，實現全面小康一個鄉鎮也不能掉隊”。根據他的要求部署，浙江省新一輪的脫貧致富攻堅戰拉開了序幕，為之后十幾年的協調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在這方面，主要抓了這么幾項工作。
首先，推動欠發達地區奔小康的重要推手之一就是“山海協作”。這個概念，是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時就已經提出來的。他來浙江工作以后，繼續推動“山海協作”。一些欠發達地區比如山區、海島，都與發達地區和一些單位結成對子，限期達到奔小康幫扶目標。比如我們省直機關都有幫扶對象，有具體的鄉鎮，也有幫扶的目標計劃。
還有就是搬遷下山異地脫貧。浙江的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山區、庫區。針對這種情況，政府采取幫扶措施，把很多偏遠的自然村進行合并撤并，幫助山上和庫區的老百姓轉移出來，安置在交通、經濟等各方面比較發達的鄉鎮和縣城里，而浙江的縣域經濟相對又是比較發達的，具備大量吸納農民工務工和安置的條件。省政府還安排專項資金扶持接納異地安置農民的鄉鎮建設“下山脫貧小區”，省財政對下山農戶建房給予專項補貼，加上當地政府優惠政策和農村信用社發放貸款，這樣下山農民的房子就能夠建起來了。如果家中有個年輕人能夠就業務工，家里的經濟情況就會有較大改善。
在實施過程中，省委省政府提出搬遷下山異地脫貧要做到“搬得出、安得下、富起來”的要求，每年堅持異地安置5萬到6萬人，這樣穩步而持久地推進下山異地脫貧，成效非常明顯。
采訪組：對于浙江的區域協調發展，習近平同志有哪些戰略構想和實踐？
呂祖善：關于區域協調，習近平同志有一個重要的戰略部署，就是接軌上海，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習近平同志來之前，省里面已經有了滬、蘇、浙加強協作的構想和初步實踐，但僅限于我們常務副省（市）長這個層面的交流。我們每年有一次聚會，協調發展的一些事，這個活動已經搞了幾年。到浙江工作后，習近平同志對我說：“祖善，每年常務副省（市）長的聚會還不夠，應該提高級別到書記、省（市）長參加的‘長三角峰會’”。我根據他的指示做了通報以后，當時上海和江蘇的主要領導都表示贊同，認為這個“峰會”對推動長三角一體化將會起到很大的作用。這樣，第一次長三角峰會2005年下半年在杭州召開。
習近平同志曾經直截了當地對我們說：“接軌上海就是接軌發展，就是接軌國際化和現代化。我們要乘上海之船發展，然后跳出浙江、發展浙江。”
但當時有些同志對長三角一體化還是有些擔心，他們擔心企業外撤，到長三角的其他省份和城市去發展，會不會造成浙江的產業空心化。習近平同志對這個問題解釋得很精辟。他說，企業是否走出去，是從經濟規律、企業發展以及市場和資源等各個方面來衡量的。這是全局的意識，也是浙江的責任。
在長三角峰會上，習近平同志明確提出“長三角一體化”，并提出了一些重點方面的具體設想。比如，交通基礎設施聯網——公路、鐵路、海運、江河運輸；環境共治——長江、太湖水、空氣等治理；金融一體化——比如銀行業；公共服務一體化——比如醫保。此外，習近平同志還重點講了長三角各地區之間推動產業互補的問題。
長三角一體化是提升區域發展協調性的重要途徑，是習近平同志在浙江首先提出構思并實際推動的戰略規劃，得到了上海、江蘇的贊同和支持，長三角一體化從這里起步，之后又成為國家戰略。后來，國務院制定了長三角區域發展規劃，確定長三角為亞太地區的重要門戶、世界先進的制造業基地和現代服務業基地，著力把長三角建設成為世界級的城市群。
采訪組：生態保護也是協調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在生態省建設上，浙江走在了全國最前列。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時期的生態省建設。
呂祖善：習近平同志一到浙江工作，就開始到各地進行調研，用7個多月時間跑了69個縣。有一次，他在和我談工作的時候就說：“祖善，浙江真是個好地方。在我們手里，要把她保護好，還要發展好。如果能夠做到為今后的發展打下扎實基礎，那就更好了。”
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時候，就已經有了生態省建設的實踐經驗。2003年7月，他結合浙江的實際，提出了生態省建設。省委省政府召開生態省建設動員大會，提出了建設生態省的發展目標。習近平同志在會上講了一句話，給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說：“不重視生態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視生態的領導是不稱職的領導。”這就把生態建設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上。接下來，習近平同志對整個浙江省的生態建設提出三個階段的規劃：啟動階段、推進階段、提高階段。啟動階段有兩年的時間，因為生態省建設首先從環境治理起步，所以啟動階段就要把浙江污染的嚴重性、環境整治的重點地區、污染源調研清楚，搞清楚污染源在哪里、是什么、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從2006年到2010年是生態建設的推進階段；從2011年到2030年則是提高階段。我們省政府制定了相應的“811”環境污染整治行動計劃（“8”指的是浙江省八大水系，“11”既是指全省11個設區市，也指11個省級環保重點監管區），這個計劃不是兩年三年的計劃，而是一個長效機制，浙江要堅持十幾年甚至數十年，要一以貫之地抓。
浙江河網密布，水自然成了環境整治的重點。省里提出了整治的重點行業：化工、醫藥、皮革、印染、味精、水泥、冶煉、造紙等，涉及這些重點行業的企業有573家，每一家都完全按照習近平同志的要求進行調查，摸清楚基本情況。當時我們提出，監督與建設并舉，既要利用現有的條件進行嚴格的監督，也要建設一批監督環境的基礎設施。比如，建設重點水域交界面的自動檢測監控設施，在嚴格檢測下，甲流域流給乙流域的如果是三類水質，乙流域再流給丙流域的就不能是四類，當時這在全國都是很先進的。我們對污水處理廠也都要進行在線監測，可以隨時知道處理之后的水是不是達標。我們對縣級以上城市的空氣質量進行實時監測，對重點行業、重點項目、重點企業、重點地區也進行了廢氣的重點監測。
根據以上這些措施，我們提出了“兩個基本、兩個率先”的要求。“兩個基本”是：通過啟動推進階段，全省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趨勢基本得到控制，環境污染問題基本得到解決。“兩個率先”是：率先在縣以上城市建成污水和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環境質量和重點污染源的重點監測網絡，要求在2007年完成。
“811環境污染整治行動計劃”是2003年7月提出的，從2004年開始實施。到了2007年，“兩個基本、兩個率先”的要求我們如期達到了。
習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間，生態省建設的啟動階段在他的領導下完成了任務。從2006年開始，啟動了推進階段。前面提到的“五大百億”工程，其中就有一項“百億生態環境建設”工程。5年投資400多億，包括萬里清水河道建設、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建設等。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對浙江的城鄉一體化建設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呂祖善：習近平同志要求注重城鄉統籌協調發展。他在2004年1月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力爭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上走在全國前列，積極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全面建設農村小康社會的新路子”。在當年2月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究班上，他再一次堅定地表示，浙江要“為全國城鄉協調發展提供有益的經驗”。當年，他主持制定《浙江省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綱要》，對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內涵和目標任務作了系統闡述。
在習近平同志看來，城鄉一體化是新型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雙輪驅動，而新農村建設的突破口和抓手就是“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他當時提出，要努力使浙江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他要做的，就是以村莊整治和整理為切入點，把城市的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把城市的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把城市的文明向農村輻射，大力推進農村的新社區建設。
城鄉一體化的重頭戲是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整治，也就是農村的路、水、電的建設和垃圾、污水的處理。從2003年6月開始，我們用5年時間，把農民反映最強烈的環境臟亂差問題作為突破口，對10303個村進行了整治，建成了1181個全面小康建設示范村。我們把示范村的經驗擴大到全省。在這個過程中，習近平同志親力親為，親自抓工程的部署落實和示范引領，他每年召開一次全省現場會作現場指導。習近平同志離開浙江后，這項工作一茬接著一茬干，直到現在浙江還在抓。
習近平同志提出要大力發展高效生態農業。高效生態農業是他首先提出的概念，原來我們講的是高效農業，因為浙江的土地只種糧食，農民是富不起來的，所以高效被視為重點。習近平同志來浙江以后，提出的高效生態農業，高效和生態都成為了重點。
此外，習近平同志還強調要加強基層組織建設，一個村莊搞得好不好，根子是村黨支部和村委會，一個村莊有了好的基層組織，這個村莊肯定是像模像樣的。
現在你們可以到浙江的農村看一看，絕大多數都是干凈整潔的，老百姓都能安居樂業，精神面貌是非常好的，整個農村有著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
采訪組：浙江發展的協調性和均衡性確實非常好，這方面具體有哪些體現呢？
呂祖善：習近平同志說過，浙江的經濟總量不是最高的，增長速度也不是最快的，但是發展的協調性和均衡性是全國最好的。浙江區域之間的差別、城鄉發展的差異度是相對最小的。
他說，協調性和均衡性是浙江的優勢和特色。事實上，在他主政期間，浙江發展的均衡性和協調性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從那時起到現在，盡管過了這么多年，經過了金融危機和經濟環境的各種變化，浙江的總體發展還是比較穩健的，雖然速度不是最快的，但是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是不斷提高的，動能轉換也在不斷推進。
為什么浙江的群體性事件相對其他省份少得多，上訪群眾也相對少一些？根本的是因為在習近平同志主政時期，浙江的整個經濟社會被納入了一個非常科學的綜合配套體系當中。
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到浙江視察，找我去坐了一會兒，我談了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看法。我說：“‘經濟新常態’提得非常正確，現在我們靠什么穩增長？從根本上還是要靠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的提高，投資能拉動需求，但根本的還得靠科技創新、企業的轉型升級，不能光靠政府的投資來拉動需求，這不能作為常態化的舉措。”習近平總書記完全贊同我的看法。實際上，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注重協調性和均衡性，這是他在浙江的一貫主張，與今天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的要求也是一脈相承的。
采訪組：您與習近平同志共事期間，他給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特點是什么？
呂祖善：我對習近平同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為民情懷。他時時刻刻關心和關注老百姓的生活，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中。我記得，他在跟我的一次談話中說，浙江盡管總體比較富裕，但還是有貧困的地區，有貧困的群眾，我們要多為他們做一些實事。
根據他的指示，我們強化為民辦實事的工作作風，他很贊同，對我說：“祖善，為民要重在辦事。為民辦實事應該形成一個長效機制，而不僅僅是做一兩件事。”根據他的交代，我們對于怎么建立為民辦實事的長效機制進行了調研。2004年10月，省委省政府在全國率先出臺《關于建立健全為民辦實事長效機制的若干意見》，重點工作領域為就業再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城鄉住房、生態環境、扶貧開發、科教文化、權益保障、社會穩定等10個方面。這十大領域集中了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反映了群眾最直接的呼聲，代表了群眾最現實的利益。
我們在調研中了解到一些貧困農村的貧困家庭拿不出孩子念書的錢，習近平同志明確指示：“要讓農村的孩子念上書，念好書。不能讓一個貧困家庭的孩子因貧失學，也不能讓一個貧困大學生失學。”我們于2005年啟動了“農村教育四項工程”。第一項工程，是把農村家庭經濟困難的中小學生所有的書本費、學雜費、代管費等費用全部免掉，浙江是全國最早實行這項規定的。第二項工程，是農村中小學的“愛心營養餐工程”。以前，一些家庭困難的學生住校，吃不起食堂，就自己帶一個星期的咸菜，蒸了米飯，配咸菜果腹。我們對這些學生，實行全免費午餐。第三項工程，是學校宿舍的改造工程，以前很多學校宿舍很緊張，學生們睡的高低鋪挨在一起，上面睡一個，下面睡兩個，擁擠不堪。政府對學生宿舍問題進行了重點解決，使農村小孩也能享受優質的資源。第四項工程，是教師素質提升工程。啟動了新一輪的農村中小學教師全員培訓，3年內完成17萬名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培訓。
在調研中，我們對農村的醫療情況也進行了統計，農民看不起病、看病不方便是比較普遍的現象。“非典”以后，農村加強公共衛生成為當務之急，醫療制度改革也使得農村的公共衛生設施得到很大提升。習近平同志要求我們做到三件事：一是農民看得起病；二是農民有地方看病；三是農民加強預防少生病。我們把這三句話作為“農民健康工程”的基本目標。從2004年開始，做到了農民享有基本衛生服務，農村重點人群享有重點醫療服務，并使浙江的農民每兩年都可以進行一次免費體檢，當時這在全國是沒有的。
在習近平同志指示下，省委省政府決策建立全省的“大社保體系”，目標是為廣大群眾系上一個保障基本生活的安全帶，以此作為“平安浙江”建設的基本內容。大社保體系，要求做到城鄉所有人群全覆蓋，并做到了“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要求。自此，浙江成為了全國第一個提出大社保體系規劃的省份。浙江率先出臺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覆蓋城鎮職工、農村企業職工、農民工，率先將非公有制企業、個體工商戶、靈活就業人員納入職工養老保險的范疇。這在全國也是最早的。浙江還率先建設了覆蓋城鄉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項制度最早是城市居民有保障，農民是沒有的。同時還率先實施了孤寡老人的集中供養，政府拿錢，在農村建設養老院，供養那些貧困的、沒有生活來源的孤寡老人。通過這些措施，浙江初步建立了較為完善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
以上種種舉措，就是習近平同志為民情懷的集中體現。
總起來說，習近平同志主政浙江的這幾年，是浙江發展最好、最快的時期。同時，他也為浙江的長遠發展打下了扎實基礎。在他的言傳身教下，我學到了很多終身受益的東西，也度過了一段很難忘的歲月。他的執政理念和思想對我的影響非常深刻，即使是他離開浙江以后，我做任何工作，遇到任何問題，馬上就會聯想到習近平同志對這方面的問題當年是怎么交代的，于是我就知道該怎么樣去處理。所以，我一直在講，我很幸運，我在省里工作很長時間，先后碰到幾位好班長，特別是習近平同志的言傳身教，他堅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求實的作風、科學的方法、戰略的眼光，帶給我很大教益。
這幾年我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感到特別親切，這是因為當年他交代的很多事情，里面所蘊含的理念，與今天他治國理政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每當我在電視上看到習近平同志，就經常回憶起他當年在浙江帶領我們奮斗的那段歲月。在他的帶領下，我做了一點具體工作，做成了一些事情，這是我最感到欣慰的。
